中日自古交往密切，唐代以来日趋频繁。到南宋中叶，日本进入幕府时期，建立于1186年的镰仓幕府在对华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采取积极态度，热衷于引进中国的禅宗，因此，日本与南宋间的贸易往来从未间断过。然而，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与统治中国北部的金朝几乎没有任何往来，更没有和代金而起的蒙古发生过接触。直到1270年，蒙古改“元”以前，日相营原九成在《赠蒙古国中书省牒》中还说：“蒙古之号，于今未闻。”
在忽必烈统治中原以前，蒙古帝国的前四汗，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和蒙哥都未曾留意过马蹄所不及的海国日本。直到1265年，高丽人赵彝向忽必烈报告说：“日本与本国邻近，汉唐以来都通使中国，可令高丽向导与之通使。”忽必烈才注意到日本的存在。
1266年8月，忽必烈派遣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来到已经臣服蒙古的高丽，要求高丽协助蒙古晓谕日本，使其臣服。国书的内容大致如下：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由此可见，忽必烈的这封国书实际上是一封通牒。
尽管在13世纪，高丽沿海受到日本海盗的侵扰，但毫无疑问，高丽人希望避免战争。高丽人处于两难境地，他们采用了折中的谋略。他们护送蒙古使者到达巨济岛以后，高丽宰相李藏耍了一些手腕。他知道蒙古人从来没有横渡过日本海峡，于是，他以“风涛险阻”为借口，再三劝阻蒙古人返回。尽管蒙古人也看出这是一个骗局，但高丽人在表面上信守了承诺，在礼仪上也面面俱到，最关键的是如果得不到高丽人的帮助，蒙古人无法出海。没有办法，这次晓谕的计划只能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