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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兵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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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自古交往密切,唐代以来日趋频繁。到南宋中叶,日本进入幕府时期,建立于1186年的镰仓幕府在对华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采取积极态度,热衷于引进中国的禅宗,因此,日本与南宋间的贸易往来从未间断过。然而,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与统治中国北部的金朝几乎没有任何往来,更没有和代金而起的蒙古发生过接触。直到1270年,蒙古改“元”以前,日相营原九成在《赠蒙古国中书省牒》中还说:“蒙古之号,于今未闻。”

在忽必烈统治中原以前,蒙古帝国的前四汗,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和蒙哥都未曾留意过马蹄所不及的海国日本。直到1265年,高丽人赵彝向忽必烈报告说:“日本与本国邻近,汉唐以来都通使中国,可令高丽向导与之通使。”忽必烈才注意到日本的存在。

1266年8月,忽必烈派遣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来到已经臣服蒙古的高丽,要求高丽协助蒙古晓谕日本,使其臣服。国书的内容大致如下: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由此可见,忽必烈的这封国书实际上是一封通牒。

尽管在13世纪,高丽沿海受到日本海盗的侵扰,但毫无疑问,高丽人希望避免战争。高丽人处于两难境地,他们采用了折中的谋略。他们护送蒙古使者到达巨济岛以后,高丽宰相李藏耍了一些手腕。他知道蒙古人从来没有横渡过日本海峡,于是,他以“风涛险阻”为借口,再三劝阻蒙古人返回。尽管蒙古人也看出这是一个骗局,但高丽人在表面上信守了承诺,在礼仪上也面面俱到,最关键的是如果得不到高丽人的帮助,蒙古人无法出海。没有办法,这次晓谕的计划只能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