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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夫妻轮得上状元做媒的不多,且不说状元本就稀少,难得的是这稀少的人群还与人说媒,这当然就更微乎其微了。京剧《状元媒》是状元给人做媒的一例,说的是宋朝柴郡主跟随宋王去狩猎,被番邦掠走,多亏杨六郎奋战群敌,救郡主得以生还。柴郡主以珍珠衫赠杨六郎,以示爱意。回銮后,救郡主的功劳被叫做傅丁奎的小将窃取,皇上主婚,将郡主许与傅丁奎。柴郡主不得已托新科状元吕蒙正从中周旋做媒,说服皇上,最终如愿以偿。

《状元媒》是戏,是杜撰的故事,而现实生活中,我父母的婚姻却真正是由状元做的媒,在北京的南营房曾传为一段佳话。“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本不相知的父母,由状元做媒,走到了一起,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们相携着经历了金家的日月,走向了平常,走向了衰败,走向了人生的终点;淡出了后辈人的视线,化做了清风,了无痕迹。

在北京城内留下了“状元媒”的故事。

提及母亲,我不能不说说北京朝阳门外的南营房。南营房四甲57号,是母亲的娘家,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居民小区,与北京众多小区如出一辙的相似,如出一辙的陌生。那些低矮的灰瓦房没了,成为了记忆;那些熟识的老街坊们也散了,无处查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还回过那里,去看望头脑已不甚清晰的舅舅。尽管那时母亲已经故去十几年,南营房的街坊们见了我还在盛赞母亲的婚姻,怀念从这里走出去的母亲,谈论着状元媒人刘春霖。

记得我最后到南营房的时候是个温暖的冬日,舅舅陈锡元和他的朋友老纪正坐在小炕桌前喝酒,下酒的是老纪带来的一包“怪味胡豆”,胡豆来自老纪儿子从四川出差回来的奉献,在北京是一种新兴食品。俩老头儿喝得都有些高了,情绪有些不稳定,被某些悲壮的气氛包围着,引得炕上的黄猫也张牙舞爪的有些亢奋。我进门的时候,两人都是眼泪汪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