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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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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美国电影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在拍摄《战争启示录》时曾说,他拍这部电影,就是想带着观众去东南亚的热带丛林做一次探险旅行。当然,他做到了。我在看这部片子时,确实有一种跟随威拉德上尉走进热带丛林的感觉。虽然威拉德此行的目的是奉命去丛林深处寻找库尔兹上校,而我的目的,似乎就是做一次探险旅行。

我在写这部小说时,不止一次地想起科波拉。想起他不是因为这部电影,而是他曾经说过的这番话。我从一开始就想,写这小说,也权当是带着有兴趣的读者回到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游历一下这座城市曾经的市井,在历史风云的笼罩下,也体验一下天津人曾经的生活。

但是,在我真写起来时,才发现,这事儿好像没这么简单。

天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城市,它的文化就摆在明面儿,你看得见,也摸得着,但就是无法用一两句话把它概括地说明白,就算本事再大的人,也很难一言以蔽之。我也听一些人说过,天津是码头文化,或殖民文化,或漕运文化,或商业文化乃至工业文化等等等等,这些似乎都有道理,而且每种说法也都能举出证据。比如,我曾有一个中学同学,他从小说话就有个习惯,烙饼时翻过来,不说翻过来,说“划过来”,两人互相找,走岔了也不说走岔了,而是说“走向了”。他这样的说话习惯,显然是受家里影响,他家是地道的天津人。后来我才明白,他说的这些话,其实都与船家的禁忌有关。在河上使船,当然最怕“翻”,而水路上河汊如网,行船自然也最担心走岔了,所以才会躲着这些字眼儿。当然,如果说天津是别的什么文化,在方言中也同样能找出很多确凿的证据。可见,关于天津的这些说法儿似乎都对。可再细想,又好像都不完全对。其实这就对了。天津就是这样一个矫情的地方儿。一百个人看天津,会有一百种看法儿,也有一百种说法儿。而这一百种看法儿和说法儿,也都有自己的道理。当然,这也就是天津这个城市真正的特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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