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农工商，鲜明的等级结构自古就是如此。
不管是帝王，还是前三者，对于商人都是一样的看法。
商人是在做奇货可居的勾当，于国朝无异处。
因此不论商人赚多少钱，依旧少不得被人看不起。
大唐绝对是所有朝代中相对开明的社会。
首先，是因为大唐的国土自创立以来，一直都在开拓中。
这也是大唐盛业发展迅速的原因。
商业的发展博那个没有提升商人的地位，甚至商人成了士族的工具。
不管是第一阶层的五姓七望，还是山东士族，抑或者江南集团，商人就是他们利用的工具。
当然，这样的现象一直存在，这也使得在大唐创立初期，身为陇西李氏的士族子弟，李维汉想要改变这样的现状。
他作为开拓者，知道大唐建国，不少的商人依靠着丰富物资加上运气获得一定的收益以后，这些商人也有一定的抱负，希望可以生活得更好一些。
这些商人开始琢磨，如何可以让自己更进一步。
当然，有钱不一定就可以做到任何事情。
甚至大多时候，商人都不敢得罪官员。
因此大多数的商人，都会希望自己的后代，有机会可以进去士族阶级。
律法规定，如果父母是商贾那么子女大多数都没资格参加科举。
因此商人只能另辟蹊径，利用关系贿赂官员尝试买一些权势。
每个商人都清楚，只有成功让家中出现一个进入仕途的人，才能够保证自家赚得钱财。
这是因为有些商人在赚取万贯家财以后被当地官员安上一个莫须有罪名，直接给吞并掉。
这样的事情常有，使得商人没有安全感。
因此，仕途变成了他们唯一的方式。
科举制的出现，使得读书人成了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
商人由于常年经受压制，所以他们更对社会顶层士族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