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丈夫能活下来，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闭上眼睛，那一刻我险些因为如释重负而尖叫。在过去这不眠不休的三十九个小时里的某个时候，“不确定”早已变得比恐惧更加可怕，而我几乎成功地说服了自己，医生说他的情况一触即发时，意思是他已经没希望了。
“但是，他需要换个身体。你应该不想再听我详细说他受到的全部伤害了，重点是受损的器官太多也太严重，因此，移植或修复单个器官不再是可行的方案。”
我点点头。我开始喜欢艾伦比医生这个人了，尽管他在自我介绍时激起了我的怨恨——至少他愿意直视我的眼睛，清楚而直接地说明病情。自从我走进医院以来，其他所有人都在对冲他们的风险；有个专家递给我一份“创伤分析专家系统”输出的结果，列举了一百三十二种“预后情况”及相应的概率。
需要一个新身体。这并没有吓住我。它听上去非常干净，非常简单。移植器官意味着必须反复切开克里斯的身体，每次都要冒并发症的风险，而且无论意图多么美好，每次都会让他受到某种形式的伤害。刚开始那几个小时，有一部分的我还在荒谬地希望整件事都是个误会，克里斯其实毫发无损地离开了火车事故现场，躺在手术台上的是其他什么人，比方说偷走他钱包的小贼。我逼着自己放弃这种可笑的妄想并接受现实：他受了重伤，肢体残缺，濒临死亡。到了这时候，换个原装的完整身体就几乎奇迹般地相当于死刑暂缓执行了。
艾伦比继续道：“你们的保险完全覆盖了这方面的事情——技术人员、代孕者、后续处理者。”
我点点头，希望他不是非要描述所有细节不可。我知道全部的细节。技术人员会培育克里斯的克隆体，在子宫内提前干预，以免其大脑发育出除了维持生命外的其他功能。克隆体诞生后，他们会利用一系列复杂的生化谎言，在亚细胞水平上模拟正常成长和运动的影响，迫使它提前但健康地发育成熟。对，我还有一些顾虑，例如租用女性的身体，例如制造一个脑损伤的“孩子”，但在决定把这项昂贵的技术纳入保单时，我们就已经痛苦地讨论过这些问题了。现在不是吃后悔药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