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折腾了我整整一个小时。又是拍X光片，做化验，拍脑部造影，又是莫名其妙的胃镜。因为降落时没死就开心，我真是天真。达尼洛夫说的午餐原来是个小型宴会，有发射场负责人基谢列夫将军和十来个官员出席。万幸，他们没有把闻风而来的记者放进来，据说来了五十几个。出席宴会的还有两个达美航空的美国人，他们昨天夜里刚从科里纳里3号星回来。俩人满脸微笑，一口白牙，西装笔挺。
“为俄罗斯飞行员的英雄主义干杯！”干巴巴的老头基谢列夫起头祝酒，一饮而尽。美国人鼓起掌来。我也不得不干了这杯。
约莫二十分钟后，小小的宴会厅里就乱作一团了。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分成几小撮，为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情争得热火朝天。循规蹈矩的宴会成了一场纯俄式“冷餐会”。我惊恐地注视着美国飞行员和俄罗斯将军称兄道弟，推杯换盏。军官们就着鱼子酱和火腿三明治，大口喝着伏特加和白兰地。厅里的人好像越来越多。吸烟产生的烟雾开始飘向天花板，我准备伸手去拿的沙拉盘子里，都突然冒出两个冒着烟的烟头。
达尼洛夫忽然在一片混乱中出现在我面前。他看了看我，抓住一个路过的军官——那是一位穿着白袍的士兵——吩咐了几句。一分钟后，士兵给我端来了一盆红菜汤。
“吃点儿吧，”达尼洛夫突然出现在我背后，建议道，“别介意，民众们今天早晨很是担心……”
好像我不担心似的！
这场疯狂的宴会又持续了半小时。我几乎整个人趴在桌子上，囫囵吞下红菜汤，满心希望自己不要引起注意。一个美国人走到我身边，满脸兴奋地拿出相机，咔嚓了好几下，还挑着角度，好把几个空伏特加瓶子也拍进去。我开始心烦意乱，那保准有三十多人的人群里，仿佛每个上校都变出几个分身，将军们更是像植物一样发芽增殖了。达尼洛夫又冒了出来。他不比其他人喝得少，但绝对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