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油，爷爷说对了。总的来说，我发现莫斯科街道上的车有点儿少。一开始我直接往叶利谢耶夫食品商店[1]开去，然后想起了艾尔莎·施莱德尔的嘱托。感谢上帝，我仍穿着那件全禄航空的短外套，她的信还乖乖地躺在内袋里。我松了口气，掉头沿着奥加列夫街行驶，把爷爷的老“朱里那”[2]停在邮政总局对面，爷爷出于爱国主义，一直没有换车。
我完全不信任我们邮局的速度。把信扔在这儿，还不如让它自己走到法兰克福。
我往人行道上的计费器里扔了枚硬币，交完停车费，跑向邮局。几个路人有些好奇地看着我，但似乎没人把我认出来。
荣耀稍纵即逝。如果我是把快坠毁的“螺旋桨”从莫斯科上空开走了，那旧都的居民肯定很长时间内都能认出我。可我只是……
寄信还得再加点儿钱。我把“太空币”换成卢布，在信封上粘了两张三十戈比的邮票，把信投进了邮筒。你好，施莱德尔先生，一丝不苟的德国资产阶级分子。你美丽的妻子很想念你，并向你致以问候。
把车从停车位开走不是个聪明的做法。我穿过人行道，一头扎进香气四溢的叶利谢耶夫食品商店。
眼前的画面令人愉快，各色美食琳琅满目。虽然我已经对新奇的美味无动于衷，但某种古老的本能还是激起了血管中的肾上腺素，开始喁喁低语：“都要！都要！多拿点儿！”
我抵抗着本能，开始绕着柜台找东西。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火腿——瘦的，跟爷爷想要的一样。我朝微笑着的店员点点头，在脑子里简单算了算，开口说：
“劳驾，给我七百三十二克‘美味牌’香肠。”
也许并不需要这么精确地执行爷爷那“三祖赫拉”的要求……
姑娘的笑容渐渐凝固，但还是尽量满足了我的要求。她把粉色肉片铺在秤上，手法娴熟得让人嫉妒。姑娘关切地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