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到时间回旋的真相，是在一场雪橇派对上。那是“10月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年，一个寒冷的冬夜。老样子，又是杰森爆出了这个消息。
那天晚上，我们先在罗顿家吃晚餐。杰森念的大学放了圣诞假，因此他回了家。所以，晚餐还是有那么一点庆祝节日的味道的，尽管那只是一场“家人的聚会”。因为杰森很坚持，所以也邀请了我。我猜爱德华是反对的。
黛安来开门的时候，悄悄跟我说：“你妈也应该来的，我叫爱德华邀请她，可是……”她耸耸肩。
我跟她说，没关系，杰森已经到我家去过，跟我妈打过招呼了。“反正她身体也不太舒服。”她因为头痛躺在**，有点反常。而且，我实在不太够资格批评爱德华的作为。就在上个月，爱德华表示，如果我通过了美国医学院入学测验，他就会帮我出医学院的学费。他说：“因为你爸爸会希望我这样做。”那姿态很慷慨，却给人一种虚情假意的感觉。不过，话说回来，这样的姿态却也是我没有能力拒绝的。
当年还在萨克拉门托的时候，我爸爸马库斯·杜普雷曾经是爱德华最好的朋友(有人说是唯一的朋友)。当年，他们一起推广浮空器监测设备，卖给气象局和边境巡逻队。我对父亲的记忆很模糊，再加上我妈说的那些故事，就更扑朔迷离了。不过，我记得很清楚，他去世那天晚上，警察来敲过门。他出身于缅因州一个法裔加拿大人的家庭，家境贫困，他是独子。他拿到了工程学位，家人都引以为荣。他很有天分，可是对钱很没概念。一连串的股市投机炒作，把他所有的积蓄都赔光了，留给我妈的只有一大笔她无法承担的抵押负债。
卡萝和爱德华搬到东部时请了我妈当管家。也许爱德华想保留一个活生生的纪念品，纪念他的朋友。所以，即使爱德华总是不断提醒我妈，他帮了她一个忙，我们要在乎吗？从那时起，他对待我妈就像对待家里的附庸，我们要在乎吗？他维持着一种阶级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杜普雷家属于次等阶级，我们要在乎吗？也许在乎，也许不在乎。我妈说过，慷慨大方的人已经是一种稀有动物，不论真假。杰森和我在智能上有差距似乎让爱德华很开心。他认定我生来就是为了给杰森当陪衬。我像一把标尺，一般人的传统标准，可以对比出杰森的与众不同。这或许只是我的想象吧，或许只是我太敏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