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前面走了，我们吆喝着十头大骡子慢慢地行进。大骡子驮着我们第四大队的行李。太阳很大，吹着风，梧桐花正盛开，每一棵树下都落了不少。这伏牛山的山路虽长，但并不令人厌倦。走着，心里想着老百姓讲的“八百里的伏牛山”的气势，举眼一看，一片繁茂的开着花的梧桐，果然是壮观。我们一伙五六个人相当乐观，这种乐观精神却不是偶然的。
当时，一九四八年，我们队伍南下，我要求去炊事班和运输班当政治干事。因为这炊事班和运输班都是刚被解放的川籍战士，急切需要政治教育。白天我在运输队，晚上我在炊事班，和他们一块儿工作一块儿劳动—煮饭、做菜、切萝卜、洗葱、煞驮子、抬驮子、卸驮子、找草料、选择牲口能通过的道路。我们很累，但我们的话说不完，我给他们讲革命队伍中的故事，他们给我讲他们在旧社会的遭遇。革命故事也好，他们的遭遇也好，都深深教育感动着我们，因为那是人民的欢乐，人民的力量，人民的痛苦，人民的哀愁。我们谈了许许多多动人心魄的事情。白天，不管太阳多么大，旷野无人，我们这一个运输队，是不会感到寂寞的。
这天，我们又谈论起来了。谈了一阵敌人队伍中的恶习，一个叫做张得全的说：“国民党队伍，真叫残酷，那才是把一个人的命不当成人命！我倒想起了那时候出在我们排上的一件事。……”等了一阵，他没有说出他的故事来，我们要他讲。他又说：“我还差点儿丢人嘞！”有人问：“怎么丢人？”他低着头，没有开腔。他是一个矮个子，十五岁被拉壮丁出来，这时二十三岁了。但发育不健全，面孔象老汉一样，又黄又皱；身材象小孩一样，轻巧活泼。他常说他是脱过几层皮的人，“我没有死成，简直是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