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给大西洋联盟的国会讲解了目前形势后，已经整整两天没有传来任何消息，我有些担心事情可能不妙。我觉得自己像是一名刚刚打完官司的律师，我的客户明明无罪，却可能面临死刑的结果——他的命运被彻底交到了那些完全不懂案情的人手中，他们可能会做出任何感性甚至自私的判决。一想到这里我就非常不安。
我和福勒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总部的办公室里，讨论着任务的相关细节。一名海军陆战队中尉敲门进来。他是福勒的助手。
“先生们，执行委员会找你们。”
大西洋联盟内重要大国的领导人齐聚在行政大楼的局势研究室里。他们坐在会议室的长桌旁，美国总统最先开口说话。
“先生们，你们的任务允许执行。”
听到这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整个人心情都畅快不少。
但好景不长。
“有两个前提条件，”在总统粗哑的声音下，每个字都如此刺耳，像一台电锯在嘎吱作响，“首先，在我们回收并翻新至少两百枚核弹头之前，发射任务不可以进行。”
“为什么要翻新？”我很不解。
“用于太空作战。我相信你们都很清楚原因，但我还是多说一句：我们认为这次任务会招致敌人的武力反击，我们必须做好自卫准备。”
我不敢相信耳边的话。
“这可能会耗费数年的时间啊！”我几乎是对总统喊道。
“也许吧。”总统冷冰冰地看着我，“但我听说你在机械方面颇有造诣，也许你可以做帮忙回收和重新设计的工作。”
福勒给了我一个眼神，意思是接下来交给他。
“那第二个条件呢？”福勒问。
“在你们通知里海条约和太平洋联盟之前，我们需要做好准备。”
“准备什么？”福勒依然非常平静。
“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