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00年，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的乐园模型，在其中人民可以“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或许是有史书记载以来人类所提出的第一个乌托邦草图。
一百多年后的古希腊，柏拉图将诗人赶出了他的理想国，并将王冠和权杖授予哲学家，政府可以为公众利益而撒谎，而每一个人都行其分内之事，满足社会的需求。放到如今，我们可能会称之为极权国家，但柏拉图的思想却滋养了西方文明关于乌托邦的所有想象。
究竟是“美好之地”（Eutopia），还是“乌有之乡”（Outopia）？西方语境中的“乌托邦”（Utopia）一词从一开始便带有模棱两可的双关色彩，它是个玩笑，美好愿望，还是恶毒讽刺？也许兼而有之。
相比柏拉图语录式的《理想国》，出版于16世纪大航海与宗教改革背景下的《乌托邦》尽管尚跳脱不出时代局限性，但已经设想出一个建制完整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托马斯?莫尔笔下的小岛“乌托邦”原是住着化外之民，名叫“乌托邦”的文明人来到岛上后，逐渐将他们改造成文化与仁爱的民族，建立起富足强大的国度，追求符合自然的至善生活，信仰自由，财产公有，全民劳动，按需分配，除奴隶外人人享有民主。
类似风格的作品还包括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弗朗西斯?培根未完成的《新大西岛》（1627）以及塞巴斯蒂恩?默西埃匿名出版的《2440》（1770）等。尽管后人在形式、内容与功能上对《乌托邦》有着不同的延展与变形，但精神气质却是一脉相承。
这类被统称为“经典乌托邦”的作品往往有一种禁欲系乐园的气质，强调有节制、平衡的理**，而过分贬低了物质追求与肉欲享受。同时，作者有一种为全人类代言的整体主义情节，着力展望一种全景式的社会改造与制度变革，试图构建一种终极的人类价值观与精神归宿。聚焦于抽象理念与规则建立，却往往忽略专业上的实操性与细节，呈现出一种“亦庄亦谐”的风格。这与世界另一端，来自东方的乐园想象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