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南下济宁，一路上自然清闲不得，除了要批答文函、指授方略，还向朝廷奏呈《贼由潍河抢渡详情折》，一心要参倒王心安。奏折开始并不说潍河失守的事，而是两个多月前运河戴庙段失守的事，列举王心安种种劣迹。接下来又为潘鼎新开脱，东军海神庙防线被突破，不能怪到潘鼎新头上，因为离王心安防线最近的是王心安部下王成谦的常武军，常武军都没能救援，潘鼎新离海神庙四十余里怎么救援得上？更有传言，王心安是有意放纵捻军过河，如两月前戴庙段失守如出一辙，“而丁宝桢事后牵混，不责部将之不能坚守，转怪潘鼎新之不赴援，是非似欠分晓”。
李鸿章奏折一上，恭亲王有些为难，如果按李鸿章所奏，王心安必获重谴，而王心安是丁宝桢的心腹，那么李、丁两人的矛盾必然更加尖锐。如今剿捻的主力，一是李鸿章的淮军，再就是丁宝桢的东军，李、丁不和，那么剿捻必然好事多磨。然而，慈禧心里却是又一种打算，她认为必须严谴王心安，才能展示朝廷有功必赏、有过必罚的决心。
两天后李鸿章收到的上谕，除了督促他追剿外，关于王心安的处置有这样一段话——
王心安以一武弁，擢保总兵，恩遇不为不优。乃两次捻众，均由该革员所分地段窜越，以致全局溃败，前后贻误情形，殊堪发指，实属罪无可逭。着李鸿章严密派员将王心安押解军前正法，以昭炯戒，毋得稍露风声，令其逃逸。将此密谕令知之。
这让李鸿章反而有些犹豫了，军前正法王心安，他这个钦差大臣的面子上固然好看，但真拿王心安正法，一则可能会激起哗变，二则便与丁宝桢结下不可解的怨恨，这于剿捻非常不利，毕竟在山东打仗，还要靠丁宝桢配合。他知道丁宝桢必定要为王心安求情，因此并不派人去捉王心安，静待转机。果然朝廷以六百加急密谕李鸿章，对王心安的处分改为“革职留任，暂不治罪，以观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