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1644:帝国的疼痛

一 愤怒青年陈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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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6年暮春,浙江四明山笼罩在无边的烟雨和寒意中。这一年,晚明大才子、被称为云间绣虎的陈子龙三十八岁,正值文思泉涌、体态轻健的壮年。其时,为了躲避清军追捕,他已在人迹罕至的四明山深处隐姓埋名好几个月了。花落伤春,雁鸣悲秋,这原本是中国文人最自然的冲动,何况值此国破家亡,身寄如萍,日暮途穷于江湖之际呢?这年春天,陈子龙时时伫立在隐居的茅屋门前,如梭的细雨中跳入他眼帘的,是无情的狂风急雨打落的缤纷落英。睹物伤情,陈子龙写下了他为数不多的词作中最为缱绻与伤感的一首,这便是后人广为传诵的《点绛唇·春日风雨有感》:

满眼韶华,东风惯是吹红去。几番烟雾,只有花难护。梦里相思,故国王孙路。春无主,杜鹃啼处,泪染胭脂雨。

大凡每一个享国较长的王朝,当其一旦灭亡,总会有一些文人为它的灭亡而呼天抢地,痛不欲生,乃至以身相殉。这倒不是文人比一般普通百姓更热爱那个不见得爱他们的王朝,而在于他们血脉深处一种叫作文化的精灵在作怪。甲申之变两百多年后,甲申年的最大赢家清朝也和它取而代之的明朝一样,被中华民国刷新。此时,一个叫王国维的大学者跳湖自杀,对此,另一个大学者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的悼词中分析了王国维缘何自杀,这一解释同样适用于陈子龙的追怀故国:“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高,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可以作为佐证的还可以举出奥地利作家茨威格。1942年,从欧洲流亡到几乎就是天涯海角的南美巴西的茨威格,在写下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部回忆往事的《昨日的世界》后与夫人双双自杀。遗书中,他表达了与陈寅恪的解释几乎相同的意思:“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