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6年暮春，浙江四明山笼罩在无边的烟雨和寒意中。这一年，晚明大才子、被称为云间绣虎的陈子龙三十八岁，正值文思泉涌、体态轻健的壮年。其时，为了躲避清军追捕，他已在人迹罕至的四明山深处隐姓埋名好几个月了。花落伤春，雁鸣悲秋，这原本是中国文人最自然的冲动，何况值此国破家亡，身寄如萍，日暮途穷于江湖之际呢？这年春天，陈子龙时时伫立在隐居的茅屋门前，如梭的细雨中跳入他眼帘的，是无情的狂风急雨打落的缤纷落英。睹物伤情，陈子龙写下了他为数不多的词作中最为缱绻与伤感的一首，这便是后人广为传诵的《点绛唇·春日风雨有感》：
满眼韶华，东风惯是吹红去。几番烟雾，只有花难护。梦里相思，故国王孙路。春无主，杜鹃啼处，泪染胭脂雨。
大凡每一个享国较长的王朝，当其一旦灭亡，总会有一些文人为它的灭亡而呼天抢地，痛不欲生，乃至以身相殉。这倒不是文人比一般普通百姓更热爱那个不见得爱他们的王朝，而在于他们血脉深处一种叫作文化的精灵在作怪。甲申之变两百多年后，甲申年的最大赢家清朝也和它取而代之的明朝一样，被中华民国刷新。此时，一个叫王国维的大学者跳湖自杀，对此，另一个大学者陈寅恪在为王国维写的悼词中分析了王国维缘何自杀，这一解释同样适用于陈子龙的追怀故国：“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高，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可以作为佐证的还可以举出奥地利作家茨威格。1942年，从欧洲流亡到几乎就是天涯海角的南美巴西的茨威格，在写下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部回忆往事的《昨日的世界》后与夫人双双自杀。遗书中，他表达了与陈寅恪的解释几乎相同的意思：“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