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
作为运河城市，淮安是个重要的标本。光绪二十三年的淮安，还是充满了人间烟火气。虽然早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时，淮安已经入选全国第九大城市，排在它后面的城市有扬州、临清、济宁、仪真（征）、芜湖、景德镇等。而在康熙三年（1664年）时，彼德?冯霍姆率领荷兰使团经过淮安时，旅行日志称该城是中华帝国的第八大城市——这一切都说明，淮安的人间烟火气还是源远流长的。运河的水滋润了它，运河人家的散淡日子在光绪二十三年依旧不紧不慢地过着。这一年，淮安的常住人口在百万以上，大量外来人口，尤其是高素质的南来北往的官员、文人墨客及参加科举的士子在淮安城中进出，他们大多在西门与北角楼之间的江西会馆、河下的湖南会馆、周宣灵王庙同善堂的新安会馆、福建庵（今淮安区莲花新村北）的福建会馆、北角楼的镇江会馆、竹巷晋商的定阳会馆、湖嘴街浙商的四明会馆、中街句容人的江宁会馆等歇息、立足、安身立命，构成了淮安市井生活的流动部分。盐商们寓居或落户淮安，由此揭开了在淮安地区兴建私家园林的序幕。据记载，兴建在河下镇的私家园林有六十五座之多，其中盐商程嗣立的菰蒲曲、盐商程鉴的荻庄、官绅张新标的曲江楼等负有盛名。在光绪二十三年的时空之下，这些园林及他们的主人——盐商及官绅等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
散淡日子离不开饮食男女。男女先不说，说饮食。在淮安，从山阳城南到清河马头镇，一路上酒楼饭庄、饼铺面馆、小吃棚叫卖担鳞次栉比。这其中位于淮安旧城西南角万柳池边的清溪馆名噪一时。《淮壖小记》记载：“清溪馆在万柳池侧，昔漕镇建牙南府，谓之三堂，南门迤西有水门，漕艘到淮，泊南角楼，人由此进城，集此酒肆名播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