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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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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四年,是戊戌年,公元1898年。帝国的权力格局究竟呈现了怎样的变化呢?

6月,翁同龢突然发现自己肩上的担子加大了,起因是6月11日,光绪皇帝下了《定国是诏》:“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是倡言变法的意思,翁同龢作为戊戌变法的总协调人,“事皆同龢主之”。

世上事因果轮回。此前几天,操劳“洋务”近40年的恭亲王奕訢与世长辞了。他的辞世无意间打破了帝后党争的胶着状态,从而让光绪皇帝有了些许操作的空间——皇帝似乎可以有所作为了。但是仅仅4天之后,翁同龢突然去职——慈禧太后假光绪之手,革去了翁的“协办大学士”职,“开缺回籍”,太后给出的罪名是翁同龢“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形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

这是戊戌变法的开始阶段。慈禧太后不动声色地给光绪去势,令他只能带着一群总理衙门的小“章京”去有所作为。或者说翁同龢的去职是一个信号,进一步混沌了帝国的权力格局,模糊了维新变法可能的方向。

事实上在1898年帝国权力博弈谱系上,忠于太后的力量和忠于皇帝的力量是不对等的。光绪皇帝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几位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刚毅、钱应溥、廖寿恒、王文韶除了廖寿恒暗中支持改革外,其他的都站在了光绪皇帝的对立面。大学士徐桐扬言:“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大学士刚毅在慈禧面前伏地痛哭,称:“痛心疾首于新政,必尽罢之而后快。”荣禄则在方法论上为慈禧提供支持:“欲废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听其颠倒改革,使天下共愤,然后一举而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