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三年之前的3年，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这是一个极其微妙的年头，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和不可能。帝国有一些蠢蠢欲动，有一些蓄势待发，有一些欢欣鼓舞，有一些风雨欲来。这一年,41岁的南通人张謇考得了状元。这是他自16岁中了秀才后，长达25年科举跋涉的结果。随后他被授予六品翰林院修撰。事实上张謇的修得正果要得益于慈禧太后的60大寿，帝国为了庆祝这个吉诞，破例多开一次科举考试，而早已心灰意冷的张謇被父亲和伯父强逼着做最后一搏，没想到否极泰来，功成名就。
这一年1月，名不见经传的孙中山写了《上李鸿章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4项主张。但是很遗憾，他没能面见李鸿章。6个月后，甲午中日战争爆发。10个月后，孙中山在夏威夷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兴中会（即中国国民党之前身）。帝国开始有了异动。
帝国的异动当然不是从这一年才开始的。此前一年，在商海沉浮多年的郑观应出版了《盛世危言》一书，军机处章京陈炽则撰成《庸书》，主张参照西方政治制度，立宪法、开议院，实行“君民共主”。他们似乎是先知先觉了，但是帝国不为所动。帝国在这一年忙着向官绅商民借款，以筹措甲午战争的军费。户部正儿八经地拟定《息借章程》，规定月息7厘,6个月为一期，两年半还本付息。这大约是帝国最早发行的内债了。还不错，此次“息借商款”筹措了1100余万两银子，大大解了帝国的燃眉之急。
但光绪皇帝的眉头始终没有舒展开来。他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最操心、最焦虑的人儿。一方面太后的60大寿不能不办，也不能不办好；另一方面，迫在眉睫的战争不能不化解，可这里头却是两难，光绪一时间找不出破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