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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蓑烟雨任平生——关于苏轼的十个关键词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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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佛老

宋代的佛教思想很盛行,苏轼的母亲程氏就信佛,苏轼本人对佛家思想也有一定程度的接受。当时的士人、诗人多有僧人朋友,所谓“宰宦多结空门友”(杨亿语),苏轼的朋友中比如佛印、惠崇、参寥子等都是出家人,他们在苏轼的人格构建上也起了一定影响。

在黄州半监禁的时候,苏轼开始深入地钻研佛学,作为排遣苦闷的精神武器,以后的作品也就比较多地染上了佛家思想的色彩。

苏轼在《黄州安国寺记》中自白:到黄州后“归诚佛僧”,“间一二日辄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当然他这并不是真的“痛改前非”,“归诚佛僧”,事实上,苏轼一生都没有陷入宗教迷狂,一直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宗教。他焚香安国寺,主要是将“佛为我用”,是为了达到“期于静”,“物我相忘”,“解烦释懑”和修炼自身道德品性的目的。

道,有两重含义,一为道家思想,一为道教,二者既有联系又互相区别,是颇为复杂的问题,简单说,道教是宗教,追求长生、成仙;道家是哲学思想。苏轼八岁入小学时即以道士张易简为师;自幼喜读《老子》《庄子》,曾云:“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亡兄子瞻墓志铭》)有人统计过,苏轼的文集中引用《庄子》的地方有1000多处。苏轼从道家这种讲全生避害的哲学中汲取了养料,但并不消极逃避,同对待佛家思想一样,只是为我所用,而不拘牵。

在贬谪黄州期间,佛老思想成为苏轼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处世哲学。佛老思想是中国的士大夫们应对贬谪的哲学武器,大凡士大夫遭贬,都用以排遣。佛老思想以清静无为、超然物外为旨归,但在苏轼身上起了复杂的作用:一方面,他把生死、是非、毁誉、得失看作毫无差别的东西;另一方面佛老思想又帮助他把问题观察得更通达了,在一种旷达的态度背后,他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着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