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佛老
宋代的佛教思想很盛行，苏轼的母亲程氏就信佛，苏轼本人对佛家思想也有一定程度的接受。当时的士人、诗人多有僧人朋友，所谓“宰宦多结空门友”（杨亿语），苏轼的朋友中比如佛印、惠崇、参寥子等都是出家人，他们在苏轼的人格构建上也起了一定影响。
在黄州半监禁的时候，苏轼开始深入地钻研佛学，作为排遣苦闷的精神武器，以后的作品也就比较多地染上了佛家思想的色彩。
苏轼在《黄州安国寺记》中自白：到黄州后“归诚佛僧”，“间一二日辄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当然他这并不是真的“痛改前非”，“归诚佛僧”，事实上，苏轼一生都没有陷入宗教迷狂，一直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宗教。他焚香安国寺，主要是将“佛为我用”，是为了达到“期于静”，“物我相忘”，“解烦释懑”和修炼自身道德品性的目的。
道，有两重含义，一为道家思想，一为道教，二者既有联系又互相区别，是颇为复杂的问题，简单说，道教是宗教，追求长生、成仙；道家是哲学思想。苏轼八岁入小学时即以道士张易简为师；自幼喜读《老子》《庄子》，曾云：“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亡兄子瞻墓志铭》）有人统计过，苏轼的文集中引用《庄子》的地方有1000多处。苏轼从道家这种讲全生避害的哲学中汲取了养料，但并不消极逃避，同对待佛家思想一样，只是为我所用，而不拘牵。
在贬谪黄州期间，佛老思想成为苏轼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处世哲学。佛老思想是中国的士大夫们应对贬谪的哲学武器，大凡士大夫遭贬，都用以排遣。佛老思想以清静无为、超然物外为旨归，但在苏轼身上起了复杂的作用：一方面，他把生死、是非、毁誉、得失看作毫无差别的东西；另一方面佛老思想又帮助他把问题观察得更通达了，在一种旷达的态度背后，他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着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