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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下得益,相上则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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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言有“道”

处朋友,务相下则得益,相上则损。

“明”言今说

朋友相处,一定要相互谦下才能相互受益,相互自显高明则会相互受损。

今人得“道”

古人说:“贫穷布施难,富贵学道难。”王阳明出生于官宦富贵人家,原本不易学道成功,且容易养成颐指气使的贵族公子脾气。幸运的是他拥有一个德行深厚的父亲,况且他学养深厚,自然明白谦德之妙。且中年又大受挫折,遭到贬谪,种种因素,竟养成了谦和恬淡、平易近人的个性。他为官时几乎是一个检讨专家,凡有问题必自我检讨。他多次上奏辞职,每次辞职,总要自贬一番。例如他的《自劾乞休疏》说:“臣由弘治十二年进士,历任今职,盖叨位窃禄十有六年,中间鳏旷之罪多矣。迩者朝廷举考察之典,拣汰群僚。臣反顾内省,点检其平日,正合摈废之列。”

也许他并不是真心想辞职,也不是故作谦逊,只是试探一下皇帝的态度。当时官多岗位少,“跑官”的人很多,官场竞争空前激烈,裁员势在必行。假设皇帝想让他辞职,他正好顺水推舟,欣然引退,不让别人为难。

王阳明交友,同样是谦谦君子的风范,把尊重放在第一位,从不恃才傲物。而且他不是那种心里带着冷笑、表面装作谦逊的人,他的谦逊,确实带着诚心正意,高看别人一眼。他和湛甘泉的知己之情,堪称交友的典范。

王阳明任兵部主事期间,慨叹“学者溺于词章记诵之末,不知身心之学为何等,于是首倡讲学之事”,跟从他学习的人很多,也引来了一片非议声,“同辈多有议其好名者”。当时真做学问的人不多,学者们做学问,争的其实是学界的特殊地位,争的其实是话语权,跟官员争夺权力一样,何况学者本是官员或后备官员,话语权又跟权力紧密相连。王阳明一下子取得了很大的话语权,难免引起大家的嫉妒,当时只有翰林学士湛甘泉对他非常欣赏,“一见定交,终日相与谈论,号为莫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