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的纲领——《应诏统筹全局折》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震动和愤慨。康有为鉴于情势危急，心怀“胶东之耻”写了《上清帝第五书》。他说：“割台之后……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他提出即应采择的三策：“第一策曰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而已……其第二策曰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其第三策曰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则可以强；能行其中，则犹可以弱；仅行其下，则不至于尽亡。”表示“不能为亡国之君”的光绪帝，看到这个奏折，很受触动，赞赏康有为的胆识，准备召见，询谋变法。
稍后，康有为在2月又呈递《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彼得变政记》，并附上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所著《泰西新史揽要》等书，同时写了《上清帝第七书》。这次上书主要内容建议皇帝以彼得大帝为楷模，出国考察，借鉴外国，以君权变法，接近人民。他说：隋炀帝“畏闻盗贼”，明万历帝“久不视朝”，提供着反面的“倾国”教训。当然，康有为是依据需要而美化彼得大帝，把历史看成帝王将相创造的，这也恰恰暴露了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戊戌保国会
在反对德国强占胶州湾的抗议声中，1898年1月，康有为联络广东旅京人士组成粤学会。接着，自称“南海先生弟子”的内阁中书林旭主持成立闽学会，御史杨深秀、御史宋伯鲁、总署章京李岳瑞等主持成立陕西、山西联合的关学会，久居京师、熟悉朝局的内阁侍读学士杨锐在旅京四川会馆成立蜀学会，这些分散的地域性的爱国救亡组织的出现，表明维新运动的高涨。这时，在上海就医的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弟弟康有溥也赶到北京，协助做联络宣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