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即位后，只用了短短十几年，就在隋朝的废墟和初唐的动乱状态下，带领国家不断发展，使百姓终于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这不仅是因为唐太宗重视历史，善于从历史中借鉴经验，也不仅是因为唐太宗崇儒尊礼，还因为唐太宗建立、健全了法律法规，从而推动了社会发展。在执行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唐太宗始终坚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公平对待每一个人。即便这种公平是相对的，也能让国家实现大治，让民众实现安居乐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实现贞观之治，与他坚持施行法治建设密切相关。
隋文帝在位时期，为了让人民在饱受战争之苦后得到机会休养生息，坚决主张轻徭薄赋，宽刑省法。正是因为如此，隋朝之初才能繁荣昌盛，形成“开皇之治”。但是，隋文帝的继任者隋炀帝滥用刑法，暴虐成性，不讲信义，最终失去民心，使得民怨沸腾。最终，隋朝灭亡。作为大唐王朝的建立者，李渊和李世民都曾经亲身经历了隋朝灭亡之前的动**不安，并且深刻意识到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既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也深切地知道严刑酷法会严重地危害社会。为此，李渊早在晋阳起兵时就施行宽大政策。唐太宗登上皇位后，也曾说过，“对于国家大事，必须赏罚分明”。他不以个人的喜好和思想为治理国家的指导，而是把法律置于治理国家的最高位置。不得不说，唐太宗赏罚分明的思想远超历代帝王。
为了坚持法治，唐太宗主张大力完善《武德律》。他经常在朝堂上与大臣们讨论致治与立法的各种原则。对此，大臣们观点各异，立场不同。有人主张要采取严刑产生震慑作用，有人认为应该坚持仁政，才能国泰民安。魏徵就是仁政的支持者。魏徵说：“刑罚是治国之末，仁义是治国之本。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必须慎用刑典，而主张仁义。”和魏徵一样，谏议大夫王珪也主张仁政。他们齐心协力劝谏唐太宗，唐太宗最终决定施行仁政，以慎刑宽法作为立法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