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贾平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四部长篇小说《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很少不遭遇神秘。有关再生人、鬼戏、神秘的预言性人物、卜卦、测字、气功、灵异、自然预兆的描写会不期然地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这些神秘的东西，有些是早已融入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习俗的神秘现象，有些则是贾平凹自己所创构的神秘情景，具有隐喻和象征意义，它们共同作用，给小说增添了幽玄、恍惚的色彩。另外，贾平凹力图在小说中创造一个自我的意象世界，“在熟悉的生活上虚构我的人物和故事”[1]，虚构一个“第二自然”，着意于“形而上”的“整体的意象”[2]创构。到创作《高老庄》时，他的这种用心更为强烈，他的初衷是要在这部长篇中“极力张扬我的意象”[3]，希望读者在作品浑然、淋漓的元气中读出作品“虚”的一面。这是他的美好愿望，也是他的艺术追求。但我们在阅读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四部长篇小说时，又很难不对这些花费了他巨大心思的作品作现实主义的解读。由于这几部小说整体上对现实做了富有生活实感的表现，局部的神秘并未能把作品引向魔幻，对“形而上”的“虚”的追求亦未能把作品导向幽玄。它们的基本品格仍是现实主义的，正是作品具备的这种现实主义品格影响着我们的解读。
这四部小说的基本笔法是写实的，但又不是经典现实主义的写实。对此贾平凹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艺术应该使“形而上”与“形而下”融合，而“形而上”存在于故事的浑然中，在如一脉山一样的囫囵中显现出一种气象，一种“势”。他注重“形而上”的气象，又认为“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是作文章的基础”，在具体的“着墨处，力尽形而下描写”[4]，“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行文越实越好”[5]。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在创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四部长篇时运笔异常沉着、守得住，尽量保持平静从容的创作心态，落笔于日常生活的细处和人情的实处，通篇不离世事、人情。小说的视点不断随人物转换，景物、风俗、场面都从人物的感受中去写，不做客观精细的铺陈。人物的心理意识也不无限延伸，而是止于正常人情范围。对话简短，切合人物气质、口吻、声气、身份，逼真中见出人情，同时推进情节发展。场面的调度从容自如、徐疾有度。在此基础上对人情酬答、送往迎来、穿衣吃饭的生活琐事作了细致而又有节制的白描。因此这四部长篇，无论是人物、场景，自然、风俗、世情的表现都非常鲜活、具体，有扑面而来的烟火气和人间气息，给读者造成一种强烈的生活日常感。这样一种贴近生活的写实做派极易把读者对作品的感受引向对作品所表现的现实生活内容的关注，并直接与当下的现实生活对应。这样的写法实在是参透了中国古典世情小说的精髓，得了它们的神韵，而“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是作文章的基础”，亦是悟到古典世情小说三昧的真言。这样贾平凹就能留心于人情世故，对人情世事作精细揣摩、品味，深入到我们过分稔熟而又丝毫不觉的生活细处、实处，并在写作中自然地把涌动无序的生活实感引逗出来，黏滞于人情，不浮泛，使日常生活在其笔下焕发出生动的情趣。这当然也得力于他极纯熟地运用古白话、现今俗语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