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革命文学”滥觞。“革命文学”写作的实绩通过蒋光慈这一时期的创作体现出来。蒋光慈的革命诗歌和革命小说讲述了不一样的中国故事，对中国现代文学基本面貌的改变作用甚伟。而“革命文学”论争则以清新刚劲的理论，对中国文人文学传统和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走向都产生着广泛而持续的影响。
声势浩大的“革命文学”运动背后是一场强劲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涌动，标志着中国知识界正在发生巨大的知识转型和思想转向。“革命文学”的热烈倡导从一开始就摆出一副要与五四新文学决裂的姿态。在《文化批判》创刊号，冯乃超就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首先拿五四新文学的几位代表开刀，包括鲁迅、叶圣陶、郁达夫、张资平等。鲁迅更是首当其冲，时而被批判为封建余孽，时而被斥为“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蒂”。后来茅盾也被当成重点的攻击对象，遭到同样激烈的批判。“革命文学”倡导者批判鲁迅、茅盾，其主要原因在于双方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状况的认识不同，文学观念上也存在分歧，也有很明显的意气之争。另外还与“革命文学”论者思想不够成熟、在许多问题上自己并没有澄清有关。这正像李何林说的，创造社对鲁迅茅盾诸人的论战是一场内讧，是“错认了敌人和精力的误用”[61]。在这一点上，郑伯奇的话可以作为印证。在谈及“革命文学”论争时，郑伯奇说过“我们可以老老实实告白，我们起初没有算到我们的敌人是鲁迅周作人等语丝派的诸君……然而我们的革命文学旗帜一揭起来，鲁迅先生先成了我们的敌人我们所批评的不是鲁迅个人，也不是语丝派几个人，乃是鲁迅与语丝派诸君所代表的一种倾向”[62]。然而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的一支离郑伯奇所说的“艺术至上”“自我表现”“人道主义倾向、自然主义手法”无疑是有距离的，他们所代表的五四新文学的写作倾向远不是革命文学论争所批判的东西的代表。况且革命文学派所极力突出的“一切文学都是宣传”、文学的阶级性等观念，鲁迅、茅盾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反对。李何林对这一点认识极为清楚。他说：“但鲁迅和茅盾又不是反革命或根本反对革命文学的人，他们不过对于革命文学提倡者的个人言词表示不满而已。”[63]这样看来，虽然那场混战里鲁迅、茅盾不幸被误作为攻击的对象，但其实二人及其代表的文学倾向实际上本不该成为创造社批判的靶子。既然批判鲁迅、茅盾二人并非革命文学派的初衷和主要打击目标，那么当时最为创造社和太阳社所反对的文学又是什么呢？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本来对准的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