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生果”[1]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传递有两个最主要的场所：图书馆和课堂。
少年时最迷恋的所在是图书馆，最向往的地方是课堂，这种向往和爱好一直延续到今天，可以说初衷不改。
所以，在记忆的荧屏中，最清晰的人物是为我讲过课的有真才实学的老师，最深刻的就是被老师讲得妙趣横生的课文。
而今，岁月嬗递，马齿渐增，我忘了近年的、眼前的许多事，却忘不了在小学、中学学习的那些年月。
我青少年时代的正式学历是初中毕业。在以往面对媒体的采访时，我无数次地说过“我的大学”“在人间”。
为什么是这样？说来话长，那就长话短说。我想说的是：小学六年、初中三年学习的有限时光，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是最能教我常常追忆的美好岁月。初中三年，我深深铭记着所有给我授过课的老师，可谓师恩难忘。在后来成为作家的年月里，我曾以不少篇章写到了我的这些可敬可爱的老师们。
从小学识字起，我便热爱阅读，可在我们那个山头海角的偏远小镇，见到的书非常有限，于是我“贪婪”得“连一片有字的纸头都不放过”；上了初中，我对语文课的热爱有增无减。连续三年我都是语文课代表，参加了好几个课外兴趣小组，最为热情投入的就是语文兴趣小组；除此之外，我还当着学校黑板报的通讯员兼编辑。三年中，最教我兴奋的事，就是写作的“尖角初露”：初二第一学期那年我13岁，在刚创办的县级报纸——《玉环报》上发表了一篇小小说：《小风波》。（发表时，编辑添了“夫妻间的”四字）这一下轰动了全校，而“风波”二字，虽说与当时我们阅读的语文课本中的鲁迅小说《风波》断断不可同日而语，但作品那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说就像“随风潜入夜”的春雨那样渗入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