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是怎样的一个年头呢？
这一年，阿尔卑斯山发生雪崩；韩寒获得了新概念作文一等奖；腾讯公司即时通信服务开通。世界正在日新月异。这一年也是崔健首唱《一无所有》过去的第13个年头；而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还要8年之后才到来。
这一年，是我邂逅西湖的日子。
或许不能叫邂逅，应该叫与西湖两两相对的日子。彼时，我从西安逃出，在试水广州《新周刊》杂志未果后，最终落脚在杭州一家杂志社，做编辑部主任。杂志社办公的场所在平海路，往南走两步就是西湖；我租住的地方在赤山埠，旁边就是太子湾公园，再往北便是净寺、清波门。每天坐公交车沿南山路去平海路上班，西湖是绕不过去的所在。
现在想来，风景其实与人的心境息息相关。作为一个流浪文人，彼时的西湖在我眼中不是风景，就是一个挺大的湖吧。虽说我与西湖两两相对，却没有相看两不厌之感。就像电影院里陌生的邻座，注定不会发生什么故事，散场时间一到，必然分开。就像我漂泊过的那么多城市，最终都相忘于江湖了。偶有念想，却不至于刻骨铭心。
直到那个春天，我踏上了苏堤。
踏上苏堤之前，我以为自己只是百无聊赖之际的踏青。置身于杭州这个鸟语花香之城，我觉得苏堤也只是成功人士苏轼在仕途通达之时的得意之作。它的关键词注定是锦上添花、花好月圆之类的，所谓名人的溢出效应，注定与怀才不遇无关。而那年30岁的我，却常常在春天里有怀才不遇之感。所以我踏上苏堤，不是来和大名鼎鼎的苏轼寻找通感的，仅仅只是因为百无聊赖。
但是这条长堤还是震撼了我。不是因为它的美，也不是因为它的知名度，而是因为苏轼建堤之时的人生况味。据我所知，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上《乞开杭州西湖状》于宋哲宗时，离那场著名的“乌台诗案”已经过去了11年。“乌台诗案”发生在元丰二年（1079年），刚刚调任湖州知州的苏轼四十三岁，本已过了四十不惑的年纪，但他偏偏还是惑了。由于给皇帝写的《湖州谢表》里有“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牢骚话，新党攻击他是“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才上任三个月，他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此后，在坐牢103天后，苏轼又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达数年之久。但是这个个性文人还是动辄得咎，1085年，宋哲宗即位，苏轼对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苏轼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只得自求外调到杭州去做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