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是一个充满了暗示的年头。它是开始与告别，是欢乐圆舞曲，也是忧伤的离歌。这一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从而让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五万余件文物重现人间。但是很快，藏经洞的绝大部分文物被闻风而至的英、法、日、美、俄等国探险家劫掠到世界各地，中华文明的命运在1900年由灵光一现变得支离破碎。
同样是在这一年，首次发现甲骨文并购藏它的王懿荣以身殉国。这位光绪六年（1880年）的进士时任京师团练大臣，负责保卫京城。当7月20日，八国联军攻入东便门后，他偕妻小投河殉国，时年55岁，身后留下大量甲骨文无人看守，更无人整理和破译。
甲骨文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时间分别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和20世纪的第一年，中华文明最神秘和最久远的风采乍现人间，但人间正是乱世，光绪王朝此时岌岌可危，所以文明的命运注定是要流离失所的，这是1900年的帝国难以逃脱的宿命。
在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前六日，第二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巴黎开幕。在和平的旗帜下，英、美、法、德各驻华公使一再照会清政府，必须严厉镇压义和团及惩办镇压不力的官吏。这是危险的信号，此时在帝国内部，义和团焚烧教堂，打杀教民以及与外国使馆卫队的冲突愈演愈烈，帝国对其是抚是剿，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和行动。这个问题貌似简单，非此即彼，可在决策的背后却隐藏着对皇权的争夺和帝国今后命运的判断或者说把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许景澄、袁昶、联元等与封疆大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主剿。给出的理由是内忧外患，不先解决内忧就无从解除外患，如果招抚义和团，毫无疑问将给列强以入侵帝国的口实，此举风险甚大；而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刚毅以及大学士徐桐则主张招抚义和团，但背后的理由却是上不了台面的。因为此三人中，载漪是诏立大阿哥溥儁的父亲，徐桐是溥儁的老师，刚毅则是后党集团的骨干，他们主张招抚义和团的目的是利用后者为其火中取栗，抗击一直支持光绪皇帝的西方列强，以武力解决废立问题，光绪下台，溥儁登基。所以端王载漪等将爱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私底下却以售其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