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前录李鸿章给哥哥弟弟们的那封信里，只是简要“泣告”了幼弟去世的噩耗和相关大概情况，那么，这封信中就是对其病逝细节、丧事安排、后事处置的一个更详细交代。
从信中对李昭庆临终前细节情况的记述，能够看出其人被疾病折磨得极度痛苦，有生不如死的念头，所谓“烦燥万状，自授疏祷城隍求速死”；也能看出他的迷信，生死求助于神，相信阳间阴世。求死似乎被冥界答应后，他“手足俱动，连云走了走了，取轿马来”，“云莫留我”的那番表现，自然是迷信意识支配下的结果。然而，他最强烈的终究还是求生的欲望，这也是寄望于神灵的恩赐，“谓已往城隍处拜会，据云转达天曹，三日候回信，神以我家积德，己身无罪过，当不即死，请暂回去”云云，岂不就是其强烈求生愿望的最生动反映？这既是出自人的“本能”，自又取决于其个人特定心理状态的支配。所谓“昏晕”之后，“口称对不起老母，余无所恋，但死不瞑目”，说一千道一万，终究还是极不情愿死去。他死就之前曾出现短暂“复苏”，身边人感觉是其“神气最为清爽”的时候，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回光返照”吧？而也正是在这一刻，已被穿上寿衣的他，让把这身衣裳脱下，表演了被“天曹”赐返的那一幕，弄得李鸿章也“方喜为真”，但紧接着就是老弟彻底地气绝身亡了。还有笔记材料记下李鸿章对人述说的幼弟曾“梦见冥王事”，“冥王迎出”，他则“入拜”，“冥王亦拜，皆额触地”。记述者也似有疑惑，说既然这样，那么“冥间行礼，随阳世为转移耶”？很显然，就是把阳世的东西加给“冥间”的呗！李昭庆竟然到阴曹地府能有与阎罗王以头触地对拜的资格，比他在阳世要风光得多呢。
无论如何，像李鸿章信中对幼弟去世过程的这等细致记述，恐怕不是特别多见。这或许能够作为研究人之临终心理的有用资料，再往大一点说，也能作为对当时社会心理中“迷信心理”研究的参考。不要将其临终的迷信表现视为笑料，其实这正符合那个时代国人对疾病、对生死的一般认识水平，与时代条件、社会环境、文化状况、科学水平、医疗条件的制约密不可分。单就医疗条件而言，别说没钱治病的穷苦人家，就是李昭庆这等治病不缺钱的富贵门户，到死他能明白知道个病名吗？若搁今天，是结核是肺癌不很容易地就能说个一清二楚吗？顺便插叙，还有传说，李昭庆一表人才，入都慈禧连续召见，留宫宴游，引起朝中议论，曾国藩也委婉向李鸿章警告，李鸿章查知人议，怕招来大祸，命李昭庆自杀，或说吞金，或说饮毒。这纯粹是一点影儿也没有的胡编乱造，李昭庆死前一年多，曾国藩就去世了；再说，李昭庆一表人才不假，可他哪有与宫中这般亲密接触的机会？其人系病死铁定无疑，在无法医治的情况下，他求助于天曹冥界，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心理驱使。传统迷信观念的拘囿，在那个时代鲜有人能够冲破。譬如，“阳间阴世”之说就非常普遍和盛行，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意识当中，而外在形式上的“丧礼”仪式，对此也起着“固化”甚至“强化”作用。总之可以说，李昭庆临终的迷信表现，有他具体的“特定性”，但就迷信意识的现实反映而言又绝非特例，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