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中“远翁”其人其事见题注，而随后所说“吴子健莅任为速，或无须更请兼署”，吴子健是吴元炳（字子健），他由湖南布政使任擢升湖北巡抚，接替郭柏荫。湖南、湖北相邻，交通也较方便，这样新抚可很快到任，所以李鸿章估计也就用不着再另委兼署人员了。所谓“鄂闱题纸误刊”事也见题注，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比较担心此事影响到哥哥，而有“正闹科场案，终恐告发，早退为宜”的劝告。也许，与他这时受“北闱风波颇谲”的刺激有关。所谓“北闱风波”，指发生于前一年顺天乡试的案件。是因为有中式举人试卷上的差错（误将《公羊》书名拆断之类），被严格复查的官员检出，奏报朝廷，本按惯例问责，但由于吏部主官的坚持，最终不但将涉事新中举人革除，而且相关考官也受到比通常严厉的降级处分。信中所说“举人原不革”，“皆故从刻论”，当是鉴于新中举人即使被复查出试卷有错，或可罚暂停会试，通常也不取消举人资格。而此番革除，认为是有意“从刻”了。所述及的“小蘧”“全、潘”诸公，分别是指胡家玉（字小蘧）、全庆、潘祖荫，他们都在被从严处分的考官之列。要说，朝廷对“闱案”（科考案）一贯比较重视，处置也是比较严厉的，像咸丰戊午顺天科场案，身为大学士的柏葰就为此掉了脑袋。当然，不管大小“闱案”，通常多不单纯，往往背后牵涉复杂的人事恩怨和借案争逐，李鸿章所说的这次北闱风波也是如此。
信中所说“去冬新政”关涉的“园工”，是指同治帝“亲政”之后，借尽“孝道”之名为太后拟修颐养园所，计划大兴土木的事情。随后说到的“外谪桂侍郎清”，是指原户部右侍郎桂清改职盛京，还举及其他的人事问题之例，将这种所认为不合理的事情，归结到“由于主上仁厚而少历练，专任王大臣数人而不旁稽众论”，说是希望此后“开张圣听，精求事理”，这样朝政举措上或许能少些错误。但又想到心目中的“正人”大学士文祥病得厉害，只因恭亲王奕的挽留，暂还在职，而不可能长久支撑，他若一退，“则朝事更难问矣”。李鸿章自己这时也在“相国”之位，不但越来越受到皇帝信任，而且在臣工中也得“责望愈众”，不断有投书力请他“谏诤”（向朝廷直言劝谏）的，但他斟酌自己身份，还是“婉谢”而已。表示要效法老师曾国藩晚年的自处之道，所谓“既与国家同休戚，亦以时事为浮沉”，这样两相兼顾，可见是要在不失“公忠”的同时也带些“圆滑”。又表示对“旧部淮军分布各省，难遽遣撤”情况的担心，有“如芒在背”之言，说是“若能撤尽还朝，或居官回里，亦身心俱泰耳”。也许这真是李鸿章触景生情之下一时的真实心理，但若真让他无军无权，乡里颐养，他耐得住吗？不急疯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