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这封信，最主要的内容是就中日《北京专条》议订和海防讨论发议的。
同治十年（1871年）冬，有琉球船民遭风漂流至台湾，部分被当地高山族民众杀害。两年多之后，日本以此为借口，公然发兵侵犯台湾，当地民众进行抗击，清政府也调兵布防。日本转而进行外交讹诈，信中说到的大久保（即大久保利通）和柳原（即柳原前光），就是日本派来交涉的使者。谈判和签约在北京进行，清朝是由总理衙门一班大臣出场。而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扮演“居间调停”的角色，实际起着帮日本讹诈中国的恶劣作用。所成约款的主要内容是：清方承认日本此次所办是“保民义举”；计赔付日本50万银两（抚恤银和日兵在台期间的建设费用）；清方约束“生番”，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日本在前与中国订立起码文本上基本平等的《中日修好条规》（前边述及）后，偌短时间里就公然依恃武力进行勒索。这个昔日为“天朝上国”看不起的“蕞尔小邦”，正在步西方列强后尘，并且由于地理因素，成为中国最邻近的且会愈发危险的敌国。
这种情势，在此次议定条约过程中就亮出了明显的信号。而李鸿章，他是比较敏锐地有所觉察的，并且从议约之局中看到了清方官员的软弱和低能（尽管从李鸿章以后办理外交的实践看“软弱”也是一贯的）。在此番涉局的一班总理衙门大臣中，比较起来李鸿章最看好的是“文相”，即大学士文祥。所谓“若无潞公，更不知倒塌那（哪）样”。“潞公”应该是以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彦博（他封“潞国公”，有《文潞公集》）借指文祥的，是把他看作撑局者了。随后说的“博翁”，也是指他，因为其人字博川。但又说到他意欲辞退，若如此“洋务更无能担之人”。在李鸿章看来，文祥之外，其他人“一派雌柔”和懵懂，所举及的董、崇、宝、沈，分别是指董恂、崇纶和崇厚、宝鋆、沈桂芬。他还特别说到“恭邸”，即恭亲王奕，要说此人可是晚清外交“名手”，也是李鸿章办外交共事时间最长的同道，反正这时是把他说得最为不堪，比宝鋆、沈桂芬他们更为“畏祸”。李鸿章对谈判过程的不满，主要在于清廷为求息事宁人太容易地就答应对方要求，没有做到尽可能地讨价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