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给哥哥写这封信的时候，心情很好，因为家中连逢喜事。不仅从哥哥来信中获知母亲身体康健，而兄长在湖广总督任上又兼署湖北巡抚（所谓“抚篆兼权”），更是从京中得知朝廷为母亲赏赐了“松筠益寿”四字的匾额。这颁赏是怎么回事儿？原来，这年是慈禧太后四十寿诞，而李母这年逢七十五岁寿辰（按虚岁计，生于嘉庆五年即1800年），皇家“特沛恩施”，给为皇朝贡献了两位大员的这位母亲赐赏。上提匾额之外，还赏有“紫檀三，镶玉如意一柄，大卷江绸袍褂料二匹，大卷八丝缎袍褂料二匹”。这是专颁谕旨中载明的。不过，李鸿章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没有接到此谕，是先从“内线”人员黄孝侯（当为黄钰，字孝侯，安徽人，时任户部右侍郎）那里预知了颁匾消息。皇家这当儿还正每天忙不迭地“听戏”享乐，暂顾不上这等事情呢。不过，赏事是既定的，不会有假、有变。闻知消息，李鸿章就赶忙向哥哥报喜，并铺排如何谢恩，到时如何“模存匾字”“泐成横额”以及兄弟各处分别悬挂的事宜。“谢恩”，就近的李鸿章率先做过了，说是在“花衣期”内，谢折“用黄绫折面，专弁派递”，还特别说明，“非花衣期内不可用”此。那么何谓“花衣期”？是朝中有喜庆之事，如皇帝、太后寿诞，前三后四共七天当中，朝中大员都要穿色调喜庆的朝服，此间称作“花衣期”。当然，这是太后寿诞的“花衣期”，李母的生日早过了（是在二月初三日）。
这位李母，她本身也姓李，是与丈夫同乡的李鸿谟之女，出身寒素之家，是自小被丈夫家收养的，吃苦耐劳，勤谨孝顺，留得一双在当时很不随俗的似裹非裹的大脚。与李文安成婚后，即使丈夫中进士、成京官，她在家也依然是一副“劳动妇女”的样子。后来儿子长成、发迹，她也无奢侈之风、骄盈之气，倒常教儿子们以盈满为诫。当然，这时在高官大员儿子的奉养之下，“贵妇人”身份自然是有的。皇家的此番颁赏，又会给她增添不小的“风光”，起码李家的人是这么看的，否则哪会这么看重和忙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