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写这封信的时候，侄儿经畲（李瀚章之子）刚办完婚事不久，侄媳就给二叔这里寄送来礼物，李鸿章信中有“人事道远，未及致贺，乃复殷勤馈献，未免赧颜”之语，表达了自己的惭愧，当然更是出于对新入门侄媳的客气。他对哥哥说，有了儿媳，像给祖婆母羹汤、照顾公公起居以及“儿女细事”等，都有了可依靠之人，“家政渐有付托”，欣喜可知。信中还对“送女远行”的亲家翁薛焕（觐翁）表示了关心，其人已去职在籍有年，建议哥哥一定给些资助。
较比家事，年轻的同治皇帝突然去世，尚是幼童的光绪小皇帝继位，更是皇朝的换代大事，这对朝野肯定是个震撼的消息。李鸿章估计南方省份闻讯后“谣惑必多”，信中询问哥哥那里的情况。又告知，直隶距京虽近，但近日也出现风声鹤唳的苗头，想来远处“奸匪必易生心”，所以要哥哥予以防备布置，“加意弹压抚绥”。并告知，年前接鹤章弟（即所称“季弟”）来信，合肥一带有“似稍惊惶”的情况，鹤章弟“因此颇动出山之念”，同时夸耀自己以前勋绩，表示现在出来更要“一展抱负”。李鸿章说他“胸无远识定力，易为人所诳”，所以打算写信劝阻，而生怕他又说为哥哥们掩蔽，自己不得出头了。总之，对三弟的这种表现，李鸿章难免“为之焦虑”，当主要是觉得他莽撞冲动，太不靠谱了。
信中说到郭嵩焘被召见的情况，太后只问了“十数语”。看来，是简简单单地“走过场”。查郭嵩焘日记，更能证实这一点。问对确实言语寥寥，所问只是几句过来过去不咸不淡的话，如“在外（指地方上）几年”“途次可曾遇雪”之类。答话自然也就简短得很，难以拉长话语。其日记中倒是对召见的场景也有记载，让人可知“垂帘召见”的布置格局：召见是在养心殿东阁，郭嵩焘被六额驸引进，“请安毕，进跪至席旁，得睹圣容（指小皇帝面容），庄严坐御榻上，两旁及坐前以小案护之，覆以青布。座后垂帘（帘后为两太后），六额驸跪帘旁”。至于李鸿章信中所说“恭邸有洋务精透”之褒，北洋恭邸指恭亲王奕，他这话，是在召见前郭嵩焘拜会军机处诸大臣的时候，说给在场者听的。所以李鸿章说“似是京官语气”，意思是好像打官腔、客套话，并非实实在在。不过，郭嵩焘确实能算得比较擅长于洋务，这从他以后的履历中更可得佐证。无论如何，郭嵩焘这时是得到了召见，而那个“沅翁”即曾国荃（字沅甫）却“至今未见”，李鸿章信中说“不凑巧”，又说“意殊肮脏”，自己在京的时候就“甚惜其冷落”而又没有办法，他可是“屡克名城”的功勋之将啊！为之惋惜和不平的同时，李鸿章又说“其实得缺（被安排官职）早迟”并不在召见的事情。可查知，曾国荃还是在二月十一日被召见了，十五日被授职陕西巡抚。他未赴此任而又改东河总督，再后（光绪二年间）改山西巡抚。至于信中提到的“作古”即去世的朱修伯，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氏朱学勤（字修伯），咸丰三年（1853年）进士，在清廷“综核机务”十多年，可谓“高级秘书”，是个“学者型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