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生功业的建立虽在民元以后，而它的发源却都在民元以前。他深切地知道革命无需革心，医精神更重于医身体，所以毅然决然舍弃医学而研究文艺了。他曾在《浙江潮》和《河南》两种杂志上撰文，又翻译《域外小说集》，都是着重在精神革命这一点。他之所以受业于章师太炎先生，也因为他是革命的学者，“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后半生的成就，可以说，早在他的少作“我以我血荐轩辕”诗句中透露消息了。王冶秋先生注意及此，特地搜罗民元前鲁迅的事迹，并且井井有条地编述这一本书，使我读了不禁回想起他的轶事来了。
鲁迅的海外八年和杭州教书一年，我几乎是晨夕相见的。就是中间他去仙台学医了，每逢寒假春假和暑假也必回到东京和我同住在一个旅馆。至于他的童年和在矿路学堂的一段，可惜我知道的太少——所知道的已经发表过了，无须乎再说。正在踌躇中，忽然久违的老友张燮和——鲁迅矿路学堂的同学，同被派往日本留学的，远道来山见访了。机会难得，几句寒暄之后，我便立刻探询鲁迅在南京时的轶事——
“没有。”他想了一想，答道。
“我从前由你这里知道他那时爱看小说，好骑马，不喜交际，学业成绩优异，……此外可能还有什么？”
他又想了一想，仍旧说道：“没有。”
于是我们只好谈别的事情了。但是几句之后，我又转到了鲁迅的绘图和抄书。
“抄书是大家听讲时的本分，”他说，“因为教师把整本的书写在黑板上，教我们抄录。中间还有插图。不过鲁迅是年龄最小，抄得最快罢了。”
我听了“年龄最小”这句话便认为一种新发现，连忙追问他：“他在你们一班中，年龄最小吗？全班共有若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