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写作理论，是丰富而又正确，随处可以看到，我们只就他的《〈自选集〉自序》和《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两篇（均见《南腔北调集》），略加理析，也便可以窥见一斑，举其要点：（一）题材要组织，不全用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人物的模特儿也不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二）要深究旧社会的病根，把它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三）有时为达到这希望计，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地显出若干亮色。以上三点，我们先就《呐喊》中，举个例子说明一下罢。如《药》，夏瑜显然是革命先烈秋瑾的改造，就义的地方——古□亭口就是绍兴城里的古轩亭口，但是女性改写作男性了，就义原在夏天，却改写作秋天了，此其一。革命先烈的成仁，只供人血馒头之用，来暴露旧社会的愚妄，此其二。夏瑜被埋在密密层层的丛冢堆中，而坟顶上放着一个花环，此其三。
再就《彷徨》中举个例罢，《彷徨》的作风已经和《呐喊》的时代不一样，他的思路和技术，都更有了进步，但是寂寞之感也跟着增加，因之上文所述的（三）“装点欢容”，已经渺不可得了。例如《弟兄》这篇写张沛君为了兄弟患病，四处寻医，种种忧虑奔走的情形，大部分是鲁迅自身经历的事实。大约在一九一七年的春末夏初罢，他和二弟作人同住在绍兴会馆补树书屋，作人忽而发高热了。那时候，北京正在流行着猩红热，上年教育部有一位同事且因此致死。这使鲁迅非常担忧，急忙请德医悌普耳来诊，才知道不过是出疹子。第二天他到教育部，很高兴地对我详述了悌医生到来之迟，和他的诊断之速，并且说：“起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他描写沛君在夜的寂静中，翘望着医生的到来，因而注意每辆汽车的汽笛的呼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