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
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
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后来所以毅然决然放弃学医而从事于文艺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他知道即使不能骤然得到全部解决，也求于逐渐解决上有所贡献。因之，办杂志、译小说，主恉重在此；后半生的创作数百万言，主恉也重在此。茅盾先生说得好：
……我看到了古往今来若干伟大的Humanist中间一个——鲁迅先生！
古往今来伟大的文化战士，一定也是伟大的Humanist；换言之，即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颂扬者。……正因为他们所追求而阐扬者，是“最理想的人性”，所以他们不得不抨击一切摧残，毒害，蔽塞“最理想的人性”之发展的人为的枷锁——一切不合理的传统的典章文物。这是各时代各民族的Humanist所相同的。而鲁迅先生，则于“同”中更有其特殊者在。这特殊的什么，乃是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而现在则镣索重重的“东方文明”古国之历史的与现实的条件所产生而养育的。讲到什么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儒家者流确已说得很多；然而这些美丽动听的词句，经过现实的天平，就露了马脚。鲁迅先生指出了“吃人的礼教”，就是批判数千年最有力的美丽动听的儒家的“最理想的人性”的图案和规章，而追问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一切伟大的Humanist的事业，一句话可以概括：拔出“人性”中的萧艾，培养“人性”的芝兰。然而不是每个从事于这样事业的人都明白认出那些“萧艾”是在什么条件之下被扶植而滋长，又在什么条件之下，那些“芝兰”方能含葩挺秀。中国古来的哲人，最缺乏者，就是此种明白的认识。“人性”或“最理想的人性”，原无时空的限制，然而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之中，会形成“人性”的同中之异，此即所谓国民性或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