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的齐宣王爱听吹竽，每次都要组织三百人的器乐大合奏。有个南郭先生，并不会吹竽，但他看这里有空子可钻，便到齐宣王那里自荐，说他很善于吹竽，愿意为大王效劳。宣王听了自是喜欢不尽，便把他安置在大乐队里，并发给他同其他人一样的薪俸。这样，南郭先生就混在乐队里面跟着凑数。后来宣王死了，他的儿子继位，是为齐湣王。他也爱听吹竽，但与乃父大异其趣，偏偏喜欢听独奏。他把乐队找到眼前，一个一个试吹。这样一来，南郭先生就再也混不下去了，只好“溜之乎也”。
宋代文学家、大诗人苏轼有一首题为《寄刘孝叔》的诗，便借用了这个故事：
平生学问止流俗，众里笙竽谁比数。
忽令独奏《凤将雏》，仓卒欲吹那得谱！
自从《韩非子》记载了这个“滥竽充数”的故事，两千多年来，南郭先生便一直成为人们嘲笑、揶揄的对象。虽说有点令人难堪，但细究起来倒也怪罪不得他人，确是咎由自取。立身天地之间，总需学一点真实本领。一无所长，整天跟着人家混饭吃，终究不是办法。不会、不懂也罢，有个“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态度也好，偏偏他又不懂装懂，假充内行。这就逃脱不了最后“抱竽出逃”的狼狈下场。
这场闹剧的出现，南郭先生自己当然要负主要责任。可是，如果我们动脑筋想一想，进而追问一下：一个本来不会吹竽的人，为什么竟能轻而易举地混人了宫廷乐队，而且可以装模作样地吹了许多年呢？一个尸位素餐的混饭吃的人，又为什么能够和乐队的其他乐手一样领取薪俸呢？这么一追究，作为组织领导者的齐宣王，就难以辞其咎了。看来，齐宣王好讲排场，但并不真正懂得音乐，无非是逢场作戏、附庸风雅而已。自身不学无术，也就谈不上什么知人之明。由此可以得到启示，要准确地识拔英才，汰除庸才，首先领导者必须是英才，而不是庸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