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从小就不怎么快乐。虽然有姐姐弟弟，但是，大多数时间里还是她自己。在南京别墅居住的日子里，她尚能在与她无关的生活里做个快乐的旁观者，琢磨那些平常的生趣，但是到了台湾，起初是与伯父全家一起挤着住，四五个小孩子在榻榻米上睡成一排，活动空间相对于南京那带着前后院的三层楼的别墅自然是窄了太多。
而且，她又到了可以上学的年龄。
小学生的快乐绝对不是在课堂里——除非她能遇上可爱的老师。否则，就要被穿成一样的制服，一样的白球鞋，每天在熟悉的路上走上一两个来回——上学，放学。很多学校都会犯这样的错误——以为小孩子来上学，第一件要学的就是纪律，第一个要牢记的就是制度。很多老师也在犯错误——比如，教美术的老师，会忘记先教会那些懵懂的眼睛怎么去审“美”，就迫及待地要求那些小手们掌握画画的“术”；比如，教音乐的老师，会将“乐”字远远地抛出教室，刻板严肃地只教“音”准，只教读乐谱。
这些，其实还不算可怕，可怕的是，在仿佛只有笑声和歌声的小学校里，还会躲着一些让人生畏的“梦魇老师”——五六十年代，台湾的小学生遇上“梦魇老师”实在是太寻常的事情。
“我们总是在五点半的黑暗中强忍着渴睡起床??我们清晨六点一刻开始坐进自己的位置里早读，深夜十一时离开学校，回家后喝一杯牛奶，再钉到家中的饭桌前演算一百题算术，做完之后如何躺下便不很明白了，明白的是，才一阖眼就该再起床去学校了。 这是面对初中联考前两年整的日子。 即使天气晴朗，也偶尔才给去操场升国旗，高年级的一切都为着学业，是不能透一口气的。早晨的教室里，老师在检讨昨夜补习时同学犯的错误。在班上，是以一百分作准则的，考八十六分的同学，得给竹教鞭抽十四下。打的时候，衣袖自动卷起来，老师说，这样鞭下去，皮肤的面积可以大一些。红红的横血印在手臂上成了日常生活的点缀。 也不老是被抽打的，这要视老师当日的心情和体力情况而定，有时她不想拿鞭子，便坐着，我们被喊到名字的人，跑步上去，由她用力捏眼皮，捏到大半人的眼睛要一直红肿到黄昏。当老师体力充沛的时候，会叫全班原位坐着，她慢慢的走下讲台来，很用力的将并坐两个同学的头拼命的撞，我们咬着牙被撞到眼前金星乱冒、耳际一片嗡嗡的巨响还不肯罢手。也有时候，老师生气，说不要见我们，烈日下刚刚吃完便当，要跑二十五圈才可以回来，如果有同学昏过去了，昏了的人可以抬到医疗室去躺一会儿才回来继续上课。 我们中午有半小时吃饭的时间，黄昏也有半小时吃另一个便当的时间，吃完了，可以去操场上玩十五分钟，如果是快速的吃。 白天，因为怕督学，上的是教育部编的课本，晚上，买的是老师出售的所谓参考书——也就是考试题??深夜十一点的路上，沉默的同学结伴而行，先到家的，彼此笑一笑，就进去了。 ”（——三毛《蝴蝶的颜色》）老师打学生，家长虽然心疼，却还得到学校里去拜托老师：“老师多费心啊，尽管地打，尽管地骂，只要能让她考上??”“老师，她背不出书你就打，我绝对不计较??”“老师，我不是那种护犊的家长，只要是为了孩子好，你怎么打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