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威尔的思想毫无疑问是自我意识的哲学。这种自我意识的理论构成贯穿1840～1845年鲍威尔的思想发展整体，虽说是鲍威尔“最后阶段”的“纯粹批判”——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那样——但“不是任何鲍威尔在发展过程中的不规范”[1]。不得不说，我们还未完成的工作就是要对构成鲍威尔思想基干的自我意识的图式理解作一番必要的考察。
众所周知，黑格尔的统一的“绝对精神”理论充满了斯宾诺莎的实体和费希特的自我意识的矛盾，在这种绝对精神下，“从费希特的立场出发”将自我意识的契机单方面地展开和抽象化所得到的，正是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对鲍威尔作出如此评价的人是马克思。一直以来，根据这种评价而被批判的理论，都被认为是站在了费希特立场上的自我意识。另外，这种“费希特的”表达方式也被认为是缺少一切现实联系点的观念的同根之物。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从事物的实质内容来说，受到批判的不是自我意识的费希特式立场。倒不如说，鲍威尔的自我意识通过批判而得到了拯救，反而成为了费希特式立场。为了明确这一点，接下来笔者将对鲍威尔的所谓批判原点的宗教批判以及自我意识及其“纯粹化”进行探讨。
1.宗教批判的现实性
当我们回顾鲍威尔思想的发展脉络时，让我们感兴趣的是鲍威尔宗教批判的范围。他的批判不是仅仅结束于“天上的批判”，更是面向“地上的批判”的。对于鲍威尔来说，政治批判如果失去了对其本尊，也就是对宗教的批判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对宗教进行彻底的批判才能使真正的政治变革成为可能。对于将自由这一“人的真正本质”的实现理解为解放问题，而且是“普遍问题”[2]的鲍威尔而言，即使人的从属状态成为无法忽视的课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也必须将这种从属状态的原因解释清楚。鲍威尔并没有将这种从属状态归结为国家对人民的压迫，而是将其看成是国家本身的异化。对于鲍威尔而言，国家——包括其最原始的存在状态——本来是其自身的“自由的显现”、“普遍的自我意识的行为”，但从过去（至少是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实际情况看，直截了当地说，国家变成了缺失自立性的“无精神的存在”，而与之匹配的正是“基督教国家”。于是，对这些基督教国家，即神学的教义成为“现实支配”乃至“绝对支配”的国家，换言之，没有自身自立性的存在根据，屈服于教会的所谓神威之下的国家进行的批判和改革要求，必将成为对其幕后真正的保护人——基督教本身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