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是个变动的时代，这一期间世界发生的事件和变化对人们的思想和观念造成极大的震动和冲击。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认为这一时期世界形势变化表现在四个方面：①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的相互影响程度大大提高；②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在世界各地形成了新型的社会和知识模式；③欧洲的重要地位已经下降，美国和苏联势力上升，亚洲和非洲正在崛起；④自由主义体系解体，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兴起，并显示了日趋扩大的强劲势头。[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新知识的出现，世界形势的变动，都将不同程度地影响人们的观念、价值和行为方式，而对于新形势、新发展、新变化，历史学家不得不做出解释。
尤其两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对人道主义的无情践踏，任何一个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人都不会对此保持沉默，历史学家更不能。以赛亚·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写道：“当有人对我说：去判断查理曼大帝或拿破仑、成吉思汗或希特勒——在这份名单上，他还应当公正地添上克伦威尔的名字——当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历史学家使用的范畴是中性的，我们的任务仅仅是叙述。对此，我们做出的回答只能是：赞同这些说法便意味着背叛我们的基本道德观念，而且错误地表达了我们对过去的认识。”[2]社会的巨大动**要求历史学家对历史进行评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理论解释作为史学研究科学价值准则的趋势在西方历史学家中逐渐占上风，这说明了社会背景和时代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认识问题的方向、方式和方法。
但是，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影响绝不可能像气温影响温度计那样直接、明显，而是一种潜在的、趋向上的影响。历史解释问题的提出，除了社会原因的促进外，更深刻的原因是历史学和历史哲学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