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上说，结构主义者并不完全否认人类社会的历史性。例如，列维-斯特劳斯在《在历史的垃圾箱里》中就说过，我们不仅承认历史的存在，而且还对历史怀有一种崇拜的心情。但是，他们反对建立一种主体性主导的历史哲学。
从根本上说，人类经验都具有历史性，真理是有时间性的。因此，历史将保持着叙事倾向。然而，叙事与结构并不矛盾。19世纪以来，虽然理解或解释的历史并没有完全取代传统的叙述史，却深化了叙述史。也就是说，“作为叙述的历史学应该是更深层的，而不是像说故事般的一件接一件描述”[1]。历史的时间性，决定了它必定具有过程。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就像文学叙述的情节一样，也是从起点导向终点。由此，历史叙述应有一定的结构和序列，使各种材料或因素密切相关，前后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批判的理解和分析式的解释，都是为了进一步说明用情节连接起来的事件。历史的时间序列和表述历史的语言，都决定了历史性与结构性的内在联系。任何叙述都有情节结构，正像研究社会结构的英国学者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指出的，“使一个‘叙事’成为有说服力的故事的，不仅仅是情节的连贯，而且……还包括对行动的‘场景、环境和起因’的理解。不过，行动赖以发生的场景和环境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在解释它们的时候所运用的逻辑框架，与描述和‘理解’行动所不得不使用的框架是一样的”[2]。
鉴于此，我们认为，对历史结构以及表述历史的语言结构的研究，并不完全是结构主义哲学影响的产物。历史的结构特征，首先，是由历史事实的历时序列决定的；其次，是由解释或叙述历史的语言决定的；最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使历史的结构性和历史学研究的结构方法更加明晰了，但也使之更加片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