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指出：“随着欧洲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1]。这样一种转向，倒转了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方向，马克思不断从哲学批判走向对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的批判，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却不断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这种转向并不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再关心现实社会问题，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重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所以，与其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转向是指他们对哲学的普遍重视与研究，不如说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现实批判与改造力量的学术化、学院化、书斋化的转向。这一转向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改造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更多的是社会的与文化上的影响，1968年革命就是其重要的成果。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论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区别时正确地指出：“马克思理论的所有哲学概念都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范畴，然而，黑格尔的社会和经济范畴都是哲学的概念。”[2]马尔库塞意在强调马克思理论的历史性与实践性，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但是，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性与历史性传统的恢复与重建的重点同样也不在经济方面，而是越来越成为一种学术化的理论而非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力量，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同黑格尔一样将“社会的和经济的范畴”变成了“哲学概念”，当然，这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但总的来说，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要义，但其“哲学化”转向毕竟大大削弱了其批判力量。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尽管在理论上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却不能使之转变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