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历史哲学方面，后现代主义历史理论的酝酿与发展是与结构主义方法论的运用密切相关的。结构主义方法试图把社会分析的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结合在一起，使双方相互平衡，它论述人类个体、动机和行为怎样与文化、结构和社会变革相互作用。为了这样做，本质上应有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但是，结构存在于个体行为之前并是后者的条件。行为的一般性，对结构的产生、再生产和逐渐变化来说，也是必须的；这必然导致新结构的产生。因此，新英格兰大学的经济史高级讲师克里斯托弗·劳埃德（Christopher Lloyd）指出，“历史和变迁的维度对结构主义方法来说是本质的”[1]。由此可见，结构主义自身就包含着解构的方面，绝对主义有走向相对主义的内在必然性。
然而，在后结构主义盛行之前，历史学家很少对结构主义感兴趣。20世纪70年代后，历史哲学发生了转向，历史哲学的中心概念不再是因果和解释。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充足理由”往往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社会群体所支持的关于事物发展过程的信念而已。寻求解释的唯一合理性标准的企图，在理论上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它堵塞了进一步探索的可能性；这种企图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因为这是一条通往压制与奴役的道路。由此，人们不仅怀疑黑格尔所代表的元叙述，而且开始怀疑严格的合乎理性的历史命题分析是否合理，这就出现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瑟·丹托所说的“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衰退与没落”的状况。[2]
当代后现代主义的宗师大都是法国思想家，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拉康（Jacques Lacan）、巴尔特（Roland Barthes）和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但他们的谱系却多追溯到尼采和海德格尔那儿。例如，福柯围绕着疯狂、监禁、性欲和医疗写出一系列准历史著作，目的就是要说明现代人的自我主体是各种体制的纪律和话语制造出来的，真理只是权力意志的话语。德里达则认为，柏拉图以降的西方思想家，都落入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二分法陷阱之中不能自拔，无法跳出善与恶、真与假、存在与虚无、言谈与写作的对峙模式，以至人们在进行无休止的符号游戏时却声称在寻求真实的东西。他们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实践，影响到历史哲学的发展进程，其中许多人本身就阐述自己后现代的历史哲学观。稍后，后现代主义又传染了美国学术界，以罗蒂为代表的学者加入了这个阵营。不过，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才有少数激进分子开始欣赏后现代主义浪潮所喷涌的浪花。后现代主义者都怀疑西方的启蒙传统，他们接受了尼采关于知识是掩饰权力意志的一种发明的教导。他们的口号是打碎统一性，割断连续性，搅乱固定性，嘲笑客观性，解构一切真理幻想的基础。历史不是按直线形式展开，它要经历无常的断裂、多样性、差异性，在混乱的进程中人们并不能发现其中的真理和意义，因为历史本身并不蕴含真理与意义。历史记录本来就是人们按自己的意愿选择经验，按照这种资料形成的历史叙述就离客观真实性更远了。真实性永远被语言掩盖或扭曲了。文化就像一个文本，我们没有直达文本之外客观世界的道路，文本自身也是不透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