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詹金斯的看法，后现代历史理论的矛头既指向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主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 as upper case），也消解着以具体历史事件描述为主的学院派小写的历史（history as lower case），但却以解构大写的历史为主要任务。有时学院派认为大写历史的崩溃并不影响小写历史，但实际上前者的瓦解必然触及后者，因为小写的历史往往以大写的历史为前提，尽管史学家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这点。与此同时，既然后现代意识摧毁了任何神圣的东西，那么包括客观性在内的所有历史学的实践原则的前提，也会不可避免地遭到毁灭性打击。由此，詹金斯提出了某种“历史终结”的论证，“并非（必然）是历史本身的终结，而是关于我们西方历史的那些大写和小写情形的变种表达的终结。简言之，那种现代性使过去范畴化的特殊方式终结了，只有借助这种方式大写和小写的历史形式才能成立”[8]。
如果按后现代主义者的理解，后现代的历史是“未来的历史”，那么历史就“还从未存在过”。不过，他们又说，后现代历史已经存在于海登·怀特、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泽漫-戴维斯（Natalie Zeman-Davis）、西蒙·沙马（Simon Schama）、斯蒂芬·巴恩（Stephen Bann）等人的著作中；而在汉斯·凯尔纳、安克施密特、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琳达·哈奇森（Linda Hutcheson）和贝克霍弗（Robert Berkhofer）那儿，至少根据某些“趋势观察”已经有了后现代类型历史的暗示。[9]
目前，所有历史学家可以被分为后现代派和传统派两种。然而，正像学术界有不同类型的“语言学转向”一样，也有多种多样的后现代历史理论。根据全部史学家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基思·詹金斯把他们大致分为五类。[10]其中两类属于激进的，两类应当说是传统的，还有一类在动摇（他们从后现代历史理论中既看到优点也看到缺陷）或准备结合对后现代的积极理解和消极理解以有利于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