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叙述（metanarrative）是支配历史写作的纲要，是历史解释的最后根据。国家统一和民族史诗的神话，西方现代化和历史进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元叙述。后现代主义在抨击元叙述的同时，也抨击元叙述形式本身，指责元叙述形式带有或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实际上，正是对科学解释的羡慕，历史叙述式微了，尤其是法国年鉴学派几年来致历史叙述以死地，但历史学仍旧保持有叙述性质。每部历史著作都有开端、过程和结尾的情节结构。科学历史理论贬低叙述形式，是因为这种理论认为叙述是历史写作的幼稚形式，并因此使历史与小说难分疆界。后现代主义批评元叙述，是揭露叙述的真实本性。分析的历史哲学批评叙述，目的是为了让历史超出叙述的层次；后现代主义批评叙述，目的是说明历史本身就是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的元叙述而已，元叙述是狡猾的宣传手段。然而，后现代主义本身也是一种元叙述，是认识到历史的意识形态性质而又无能为力的一种破坏性元叙述。后现代元叙述将知识的主体和客体解构，从而否定了虚构和真实之间的差别。可是，破坏而不重新建设，解构而不重构，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雷迪（William Reddy）指出，宣布一切元叙述的彻底终结，实际上是“一种特别霸道的历史叙述”。[12]按照后现代主义者的理解，既然历史不过是包藏着元叙述的意识形态，那么，如果后现代主义真的终结了元叙述，它也就终结了历史。因此，后现代历史学就是不成立的。实际上，元叙述仍旧是历史学的重要认同或整合力量，即使元叙述在本性上是可疑的，但人们仍可以不断寻找更好的叙述形式。元叙述本身就具有历史性，新的经验总需要新的理由和根据。
格雷戈尔·麦克伦南（Gregor McLennan）曾论证说，大多数学院派史学家仍旧把实在论和经验论混合在一起，作为他们学科的基础。结果，在日常实在论中存在着“从相信过去的实在性到史学家实践的经验主义概念的”一种特征上的合成或滑动。[13]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认为，在“专业的历史学冒险的真正核心是‘客观性’的观念和理想”。客观性的主要成分大体上有以下一些内容：客观主义“赖以确立对过去的实在性，对与那种实在相符合的真理的承诺的假设；事实与价值之间，首先，历史与虚构之间的……严格区分。历史事实被看作优先并独立于解释……真理是一，而不是根据观点而多样化的。历史中存在的无论什么模式都是‘发现的’，而不是‘制造的’……客观历史学家的角色是中立或无利害关系的法官；绝不能堕落成辩护人，或更糟，成为宣传者。人们期待历史学家的结论显示平衡和不偏不倚的标准评判性质……使历史专业免受社会压力或政治影响，以及个体历史学家避免偏袒党派及偏见……史学家首先要忠诚于‘客观的历史真理’，忠诚于共同承诺……推进那个目标的……专业同事”[14]。在实践上，自由主义多元论将其宽容限制在各种描述“学术”价值的小写历史上。如果自由主义多元论承认所有关于过去的表达都是允许的，那么显然，其他类型的历史，如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种族主义所推出的大写历史，就不是“非历史”，而只是“差异”。然而，在现实中，要明确分辨大写与小写历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