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叙述和修辞的传统看法提出真正严重挑战的，首先是罗兰·巴尔特在1966年至1968年发表的三篇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话语》（Le discours de l' histoire）[41]；另外两篇分别是：《叙述的结构分析导论》（Introduction a l' analyse structurale des recits）[42]，《论实在的效果》（L' Effect du reel）[43]。巴尔特把“话语”定义为“超越句子层次的词语系统”，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哲学家和史学家从未遇到的问题：话语的结构分析应当保留虚构叙述与历史叙述之间的差别吗？换言之，历史在某些重要的可辨别方式上与虚构的叙述确实有区别吗？巴尔特对历史写作进行了形式分析，并通过考虑经典史学家在其话语中能够使自己权威化的那些条件，巴尔特开始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这意味着对罗曼·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所谓的“转换器”（shifters）的研究：这些手段“保证了从言语到言语行为的转变（反过来也是这样）”。这个公式无疑是相对难理解的或不透明的；但是，巴尔特通过罗列各种层次的转换继续阐述这个问题。首先，经典史学家，如希罗多德和米什莱（Jules Michelet），聆听并把他们听到的东西整合进他们自己的话语。其次是有机组织层次的转换。譬如，史学家常常说，他暂时先离开这个论题，先插入一个其他问题，以及到后面再回到这个问题上，等等；这显然是出于历史话语的文本需要。第三种转换是在起始陈述或前言中提供的。例如，只有等其他文本完成之后，米什莱才写法国史。通过这些转换，巴尔特声称，历史编年的时间被解构了。譬如，马基雅维里能够用一章的篇幅写20年的历史，而在另一章中写几个世纪。直线展开的时间被扭曲了。
巴尔特指出历史学家有隐瞒历史与他们自己主观性相关联的倾向，从而创造出客观性的“关联幻相”，于是历史论证出现了极端相对主义的转向。进而，史学家把自己限制于什么发生过上，不谈什么未发生，什么是不确定的。这样，所谓客观的历史话语就像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话语，因为存在着“言语行为的极端审查制度”，以致话语大量回流到言语而无人对言语负责任的地步。显而易见，巴尔特的策略是把主观性看作是历史话语的客观存在，由于史学家隐瞒这种主观性的客观存在，因而使自己陷入了双重的主观性，从而导致极端相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