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察人类社会时，哲学与历史学所使用的方法是大相径庭的：一个要研究普遍规律，一个只关心个别事实。哲学往往把情境细节、个性和特殊性搁置起来，忘记了人们特定的时空联系，把纷纭复杂和变化多端的人类历史硬塞进预先制定的图式之中。根据历史学的观点，一切事物都要根据时间、地点、背景和环境的相对关系来进行叙述、判断和评价。历史学对特殊性和个性的关注，往往鼓励了片面化的观点，并因对时空情境的注意而打开了相对主义的大门。因此，巴勒克拉夫指出：“崇拜特殊性而造成了历史学的单一性，崇尚‘为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割断了历史学与生活的联系，否认从过去的经验中进行概括的可能性并且强调事件的独特性，不仅割断了历史学与科学的联系，也割断了历史学与哲学的联系。”以致他引用别人的话说，“我们越是探求特殊性当中有无穷无尽的意义，特殊性当中的一切就越是显得毫无意义”[18]。
可是，经过一个世纪的互动、论争和磨砺，至少一部分哲学和一部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一方面，历史主义方法在哲学之中的传播，动摇了形而上学的僵硬外壳，使那些往往作茧自缚的哲学家意识到真理的生成性和流动性。学术界对哲学家的要求似乎大大降低了，哲学家不再是永恒正义和普遍真理的守卫者，反而成为命题和话语的分析者，成为历史主义和情境主义的奴隶，甚或像尼采所预言的那样成为个人桀骜不驯的欲望、偏见和意志的化身。尼采早就说过，哲学是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世界的“专制的欲望本身”，是“最具精神的权力意志”。[19]由于我们无法获得超验的真理，所以“与其谈论哲学理论的真实性”，不如“考虑这些理论的繁殖力、解释能力和开放程度”，[20]另一方面，人们“对历史学家要求得更高了，要求他们不仅仅是记叙历史，而且要善于上升到理论”[21]。年鉴学派的兴起，就是历史学对这种要求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