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过去历史学家都对哲学观念抱怀疑态度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包括历史学在内的西方学术风向则发生了新的变化。历史学和其他学术领域加快了对哲学观念与方法的接受与运用的速度。在哲学领域20世纪初就肇始的语言学转向，开始向历史学界渗透。比如，特里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又重新思考历史与文学的密切联系。在他看来，历史学的科学性或许只体现在弱意义上，而并非体现在强意义上。“历史只是部分地与‘事实’有关”，而且它也“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演绎，而是一种对于最可能的概括的想象的猜测。”[7]因此，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1979年，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新叙述主义的复兴》一文，反思传统叙述史在当前史学实践中的新价值。在他看来，本来“历史学被视为修辞学的一个分支”，可是，由于历史学家受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忘掉了历史学自身的特点，以致只对社会而不是个人感兴趣，忘记了“历史学家总是在讲故事”[8]这个事实。由于叙述主义的复兴，许多人对史学性质的定位，越来越远离了“科学”。历史学的形式不仅与科学的分析在性质上大相异趣，而且也越来越与社会科学相抵牾。
法国哲学家们先破除了历史学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特权幻相，随后又把它变成语言学甚至文学修辞的一种特殊形式。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明确怀疑历史学的特权地位。他告诉人们：“历史由于缺少本身的指示对象（references）而转向的这个其他事物表明，不管历史知识有什么价值……它都不应以为自己是最具特权地位的知识，从而使自己与其他各种知识对立。”[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