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史学[1]
一、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的提出
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初年的十几年中，也就是在清皇朝统治的最后十几年中，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历史发展的节奏加快了，历史学的近代化历程也加快了步伐。史学上有一件轶事，对于说明这两个方面的变化是有启发的。这件轶事是：
当黄遵宪在驻英使馆任职时，薛福成在驻法使馆任职行将期满归国，这时黄遵宪把《日本国志》寄到巴黎，请薛作序，并致意云：“方今研史例而又谙于外国形势者，无逾先生，愿得一言以自壮。”薛乃为之序，时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3月。序文称赞《日本国志》是一部“奇作”，“数百年来鲜有为之者”。序文论到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形势和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前景时说：“百务并修，气象一新，慕效西法，罔遗余力。”“富强之机，转移颇捷，循是不辍，当有可与西国争衡之势。”序文预测中日关系，或为“仇雠”，或为“唇齿”，这取决于形势的发展，并强调说：“然使稽其制而阙焉弗详，觇其政而瞢然罔省，此究心时务、闳览劬学之士所深耻也！”这是强调了解中国近邻日本历史与现状的重要。序文最后说：“速竣剞劂，以飨同志，不亦盛乎！他日者，家置一编，验日本之兴衰，以卜公度之言之当否可也。”[2]作为史家和外事活动家，这些话是意味深长的。果然，薛序墨迹未干，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次年，《马关条约》签订，舆论哗然，国人震惊。随着洋务破产，西学沛然而兴，改良呼声日高。然而，“百日维新”失败，东西列强串通，改良自强之梦终于破灭，于是乃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兴起。这一段历史风云反映在史学发展上，是资产阶级史学家之史学理论和历史思想的提出，梁启超和章太炎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在中国近代史学萌生过程中，他们比魏源、王韬、黄遵宪更向前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