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尹达先生占有重要的一页。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他追随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定信念和在历史科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在今天仍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这里，我仅以自己的一点粗浅认识，就尹达先生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讲几个问题，作为对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缅怀和敬意，纪念他的百年诞辰。所论如有不妥之处，请史学界同行和读者朋友指正。
一、关于对唯物史观的阐述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历来重视理论指导，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特点是：第一，并不因为唯物史观曾经被看作是“时髦”的思潮而盲目地追逐它[2]；第二，并不因为它在同中国史学结合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走了一些弯路而放弃它。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正因为经历了历史的考验，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所以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信念。从理论上看，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价值和意义。
尹达在20世纪50年代初，撰写了《怎样学习祖国的历史》一文，强调“我们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来研究祖国的历史”。他指出：“我们只有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分析祖国的历史，才能够具体地发见祖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才能够从严肃的斗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发见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雄厚的力量，才能区别那些是民族传统中落后的、消极的、反动的东西，那些是进步的、积极的、革命的东西；对任何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必然会以极大愤怒去揭发它，批判它。”[3]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在祖国大地上广泛传播之际，尹达的这些论述无疑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高度的原则性和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