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先生的治学道路和学术成就[1]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写过两篇关于何兹全先生教学和治史的小文章。一篇是《记何兹全先生讲〈三国志〉》，发表在《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又一篇是《评〈读史集〉评论历史人物的方法》，刊载于《历史教学》1985年第9期。有几位同行告诉我，前一篇文章，为他们讲授史学名著提供了一点思想上和方法上的借鉴，其中有两位同行由此也开设了《三国志》这门课。
去年，读到一篇关于何先生的访问记[2]；最近，又读到何先生的新著《中国古代社会》[3]，我深深感到：对于自己所熟悉的老师的治学和成就的认识，原是极肤浅的。跟几个年岁相仿的同志偶然说起这种感受，便有人鼓励我：趁着《中国古代社会》一书的出版，趁着今年是何先生的80华诞，何不再写一篇文章，比较全面地谈谈对何先生治学道路和学术成就的认识，借此表达我们对何先生近60年的学术工作和教学工作的衷心祝贺之情。
本文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何先生的治学道路和学术成就，我是没有充分的把握的，但它毕竟反映了学生辈对老师的一种情怀。
一、理论上的起点
何兹全先生是山东菏泽人，生于1911年9月7日。早年，就读于山东省立第六中学，后至北京入辅仁中学、文治中学读完高中课程。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先入政治系，两个星期后转入史学系，直到1935年毕业。此后，先后在中央大学历史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47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后在霍普金大学培祗学院工作。1950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直至于今，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何先生的治学道路，有一个理论上的起点。他的高中和大学时期（1927—1935年），是中国思想界非常活跃也非常混乱的时期。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出现了旧三民主义的反动和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的被“腰斩”[4]。从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思想界、理论界有“三大论战”展开。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着广泛的辩难和论争。山东省立六中和北京大学，是思想活跃的地方。中学时期，何先生便阅读到列宁在1917年三四月间写的《远方来信》。进入北京大学后，又读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以及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托马斯·莫尔和他的乌托邦》。那时，国民党改组派首领之一陈公博也在讲“唯物史观”；陶希圣在北京大学也是以“唯物主义”相标榜的。在形形色色、真真假假的唯物史观、唯物主义中，恩格斯关于古代社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考茨基关于基督教社会基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何先生的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