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遗产和优良的传统。中国史学又有生生不息、不断进取的活力。这是中国史学的两个突出的特点，也是它的两个突出的优点。
当中国历史进入20世纪的时候，中国史学没有故步自封，没有落后于时代，而是与时俱进，进行从未有过的深刻的变革和勇敢的创新，百年之中，为中国史学写下了艰辛而辉煌的一页。回首百年，我们可以用变革和创新来概括中国史学在20世纪所走过的历程；我们可以通过对于这百年之中涌现出来的一些史学名著的阅读和评价，重新凸显出史学家们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和留下的足迹。这历程，这道路，这足迹，对于后人来说，是宝贵的财富，也是前进的动力。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变革，主要表现为历史观的变革和史学方法的变革。19世纪末，西方进化论传入中国，对中国社会思潮产生巨大的影响。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这是在进化论指导下的“史界革命”的两篇宣言。以此为标志，中国史学走上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之路。梁启超开其先声，响应者纷纷而起，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新史学”思潮，其影响所及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如顾颉刚在1945年讲到“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时所说：“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2]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人们都认为“历史是退步的”，这一点顾颉刚讲得不全面；但他认为西洋新史观即进化论传入中国后，“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应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历史观的变革还有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中国，引发了中国史学的革命性变革。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家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从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到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到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等，唯物史观在理论上和历史研究的运用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新中国成立以后，唯物史观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指引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李大钊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3]这样的历史观引入中国史学，必然促使中国史学发生革命性变革。翦伯赞称赞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说：“在中国开始以史的唯物论把历史来作系统研究的，要算是郭沫若……由于他从唯物论的观点出发，从物质基础上去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乃至意识形态，所以他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上，是有其相当贡献的一个人。”[4]翦伯赞所著《历史哲学教程》，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著作，对于系统地阐明唯物史观，发挥了重大作用。20世纪60年代，他撰写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也正是他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做系统研究而概括出来的理论原则，至今不失为名作。对于唯物史观的运用，是一个发挥创造性的学术研究过程。侯外庐在晚年为《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所作的“自序”中，讲到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在半个世纪中对中国社会史、思想史进行研究所总结出来的治学路径和恪守的九条原则，可以看作是发挥这种创造性的典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