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宣言[1]
100年前，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梁启超纵观中外社会历史的进程和现状，联系中外史学之差异，乃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此文依次阐述了六个问题：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文章主旨在于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
在中国史学史上，此文的发表，不啻一声巨雷，有发聩振聋之效。20世纪前三四十年的中国史学，多受到它的重大影响。
清人章学诚强调知人论世[2]，认为欲论其人之文，必知其人之世。此可谓古今通理。梁启超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在他那个时代，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历史变动：甲午中日战争、中日马关条约、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侵等。在民族危难、国人扼腕之际，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面对民族危机的人们，都在选择民族自强之途。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面世的。
当然，民族的自强，要靠综合国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清明、军事的保障、科学文化教育的进步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史学在唤起国民的民族意识、激发国民的民族精神方面，确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所谓“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实是中肯而紧迫的呼声。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来看待《新史学》的发表及其历史价值，似应特别关注于此。
从学理上看，《新史学》在中国史学史的发展上，无疑是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一份宣言。它所提出的问题很多，主要是以下三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之旧史”，倡言历史哲学的重要，强调发展史学对于民族自觉自强的必要性。